罕见的“市场经济”
上世纪四五十年代的古巴是美国的后花园，那时候美国进口的福特、凯迪拉克轿车，现在依然开在古巴的街道上；六七十年代，古巴成了苏联与美国冷战对峙的最前线，那时候苏联援助的拉达、波罗乃兹轿车，现在依然开在古巴的街道上。
但1991年苏联解体了，援助取消了，国际蔗糖价格暴跌又使古巴制糖业一蹶不振，古巴的经济失去了重心。
陈久长大使回忆，在1990年至1993年古巴最困难的时期里，“许多人议论卡斯特罗会不会成为齐奥塞斯库第二”，同事还开玩笑，要陈大使“做好跟卡斯特罗重新上山打游击的准备”。那时，中国驻古巴使馆甚至开辟了自己的菜地，以应对市场短缺。
穷则思变。1991年，卡斯特罗在古巴开始推行改革开放，将“对外开放”定为基本国策；“有限度地、有步骤地”发展私营经济，培植小规模市场，促进农产品流通；古巴开始允许美元在古巴市场流通；他们还对外资开放了部分行业。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重要文献的翻译本公开出版发行，卡斯特罗强调，中国改革的经验对古巴很重要，“特别是农业生产和经济特区建设的经验”。“四条街市场”是哈瓦那为数不多的几家农贸市场中规模最大的一家。大约100个摊位，并没有满，但是叫卖声一直沸腾着。看见有外国人进去，小贩们喊得更响了。
“市场经济”是这里的准则。摊主自主进货，自负盈亏，交了摊位租金，剩下的都是自己的。卖橙子的少年马尔罗从关塔那摩来到哈瓦那，运气好时，一天能赚到200多比索，相当于很多人一个月的工资。
“怎么可以存在私营的经济”
陶锦荣1993年到哈瓦那的“华区”（唐人街）开了一家以“天坛”命名的中餐馆。那里是整个古巴惟一存在私营经济的地方，总共6间中餐馆。
“地方是政府的，管理是自己的，饭店的产权也是自己的。”陶锦荣说，“这可以说是古巴政府给中国人的特权。”
这家中餐馆接待了古巴的外交部长、商务部长，也接待了赴古巴考察访问的各级中国官员。古巴政府特别批准“天坛饭店”新修了第二层，并设了一间包厢。“古巴规定饭馆不能同时接待超过12个客人，但是对我这里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陶锦荣说。
2005年，有古巴人去古巴外交部门外抗议，“他们质问，古巴是社会主义国家，怎么可以存在私营经济，为什么只给中国人这个待遇？”“所以我经常提醒女儿女婿，要做好饭店最后被收回的准备。谁是饭店的老板？不是你，也不是我。”
“上世纪90年代的改革措施，都是一种谨慎的调整。”吴洪英研究员说，“后来又逐步回收。”2004年11月8日起，古巴中央银行宣布停止美元在其境内的流通。
政策回收部分是因为腐败的重现。在“四条街市场”的入口，就有一群中年妇女，每个人手中都拿着一叠塑料袋，卖给有需要的买菜人。看见警察走过来，她们赶紧散开，来不及躲的，就迎上前去，把几个塑料袋递到了警察手里。
而高官的腐败更为卡斯特罗所担忧。1992年10月，政策调整刚刚展开，就有古共政治局委员因受贿被开除出党。2001年3月，古巴渔业部长被免职，因为该部职员“收受非法礼品”。
“古巴领导者开始犹豫：这样的改革是否得不偿失？”陈久长大使说，“对古巴来说，改革有两个前提，一不能危及政权，二不能动摇民众的社会主义信仰。”
“古巴有三个基本点：共产党的领导，社会主义道路和古巴人民的团结。”吴洪英说。
不过总有人喜欢新生活。27岁的Maricela，从艺术学院毕业后在电视台做过制片，也在少年宫教过绘画，而她现在的工作是“天坛饭店”的服务员，端盘子上菜。
她十分满意现在的工作，因为“工资比担任副经理的妈妈高得多”，而且“可以坐出租来上班”，周末朋友聚会，全都由她请客，“很有面子”。
陶锦荣一次去古巴某省，省委书记召集省委常委，让他谈谈中国的改革。“爷爷爱子女，每个人给一块钱，很快自己就没钱了。应该反过来，大家想办法赚钱，每个人给爷爷一块钱，这样大家都过得好了。”陶锦荣跟省委常委们说。
劳尔·卡斯特罗小时候有一个绰号，“小跳蚤”，是他的哥哥菲德尔给他起的。在2006年接管国家事务之后，在不偏离原有大政方针的基础上，他重新启动了一些先前的改革开放政策。
去年7月26日，劳尔号召古巴全民展开大讨论，对古巴今后的政治经济发展献言献策，收到了多达120万条的建议。从大讨论结果来看，古巴百姓希望进一步发展私有经济、改善住房条件、发展公共交通、提高工资待遇、允许私有财产自由买卖或转让等等。
借鉴中国和越南的经验，国有企业改革正在古巴试点。“一间鞋厂已经有职工参股，而旅游业也引进了西班牙和加拿大的公司。”吴洪英介绍说。
傍晚六点的光景，哈瓦那灯塔亮起来了。灯头旋转，远远望去，灯光时而冲破浓云，时而又沉溺在暗夜中。
灯塔就这样指引着出海和回港的水手，矗立了164年。
潮涨潮落。加勒比的海浪，冲上岸堤，正冲刷着这个国家的历史与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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