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周思聪与友人书》

• 评论0条
• 打印 | 字体:大 中 小

■夜读抄

《周思聪与友人书》，周思聪著，大象出版社２００６年１１月，１９元

周思聪（１９３９－１９９６），当代国画家。生于河北宁河，长于北京。１９８０年代起，着力于水墨画的创新。以力作《人民和总理》、《矿工组画》闻世，《彝女》、《墨荷》为成就之最。出版有多部画集。曾任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

　　这１４２封长短不一的信，都是画家周思聪从１９８０年到１９９０年代初期写给挚友马文蔚的。周思聪（１９３９－１９９６）死于５７岁，短短一生特别是成年以后艰难的生存，使她在４０岁出头就说出了“我无论如何不想长寿，能活６０岁就谢天谢地了”这样感伤的话，谁料竟一语成谶。她永远没有假期，直到死才得休假。
    周思聪是一个沉默寡言的人，她是在中年（却不幸成为她的晚年）结交了马文蔚（时任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记者）这个从未向她索过画的朋友，也许因为是同龄人，更多的是心有灵犀的同气相求，成为无话不谈的知音，同住京门，但见面不易，她们便在信笺上互相倾诉和倾听。
    马文蔚珍存的周思聪来信，在１９８０年代前期最为集中，１９８３年有３１封，１９８２年竟有４０封，那时周思聪虽也疲劳苦恼，有一次快一个月了，无法动笔，还要面对墙上一大堆索画的条子，而“无数件琐事像许多砖块，团团围住。有老人、孩子和病号拖住，不忍逃走”，但她自己还没被病魔缠住。后来类风湿闹得手指僵直，浑身疼痛，雪上加霜，她就不止于精神的挣扎了。
    然而，周思聪正像我们在她的画作中体会到的，她执著地热爱生活。患病后有一年２月，她在信上写：“春天又悄悄向我们走近了。这回能留驻几天么？或许。”接着她写：“有人说，人生就是匆匆忙忙向墓地奔去。我不想这样生活。”
    她想要的是什么样的生活呢？反正不是她每天寝馈其间的生活。对后者，她在信里留下这样率真的描述：“生活是多么奇特又捉弄人，人们真是可笑，活在世间忙忙碌碌，凭着小聪明，得名又丧格，自我感觉那么好，还有人愿为其牺牲，而又有人怀着大智大勇进了棺材，于是另一些人假惺惺哀悼之后，又兴致勃勃去干害人的勾当去了。怀着鬼胎，又彼此文明地招呼着。只有孩子做不出，可他们将会长大。”“我自己也弄不懂，有时觉得周围的一切都美好，有时又觉得那么糟，好像四季的轮回，我的心境反复无常。有时觉得一切都无所谓，有时又是那么在乎。”
    这些袒陈可以说是“原生态”的，不同于一切学习会上的发言和一切表态的套话（这些她不会说）。这反映出她灵魂中真实的矛盾。
    她灵魂中的矛盾缘于实生活中的矛盾。她在１９８０年代初到凉山去，看到了跟画报上一味“载歌载舞”全然不同的彝族同胞的生活。离开后，她说，她的魂依然在凉山飘荡，就在那低低的云层和黑色的山峦之间。白天想着他们，梦里也想着。“我必须试着画了。当我静下来回味的时候，似乎才开始有些理解他们了。理解那死去的阿芝，理解那孩子的痛苦的眼睛，理解那天地之间阴郁的色彩。”想象不到的是她的思路一转：“他们都是天生的诗人，他们愚昧、迷信，有时样子还使人害怕，他们过着和畜牲一般无二的日子。但他们是诗人。他们日复一日平淡无奇的生活，他们的目光，他们踏在山路上的足迹，都是诗，质朴无华的诗。”请彝族的朋友不要挑剔画家急不择言的冒犯，这个画家这时是陷入了诗的思维，她的悲悯情怀却也让她接近了诗的真谛：“诗不会在那漂亮的卫生间里，也不在那照相机前的扭捏作态里，那里是一片空虚啊。”“欢乐很容易被遗忘，而痛苦就必然划下一个痕迹，永远留下了。在我还是‘单纯得透明’的年纪时，有人曾批判我‘有阴暗的心理’，当时我吓坏了。难道我是怪物？可是这‘阴暗的心理’总使我看到那些不该看的阴暗面，……越是看到我的国家的苦难，我越是爱她，离不开她。”
    大概正是因此，她蔑视伪善，嘲笑那被称为“扛鼎之作”的“马屁画”。也正是因此，她对罗中立的油画《父亲》的看法，就跟一些人不同。她在一个美协会上听到不少担任地方领导的理事指责《父亲》，说“丑化了社会主义农民”，“手上黑黢黢，这种愁苦的形象，还拿到巴黎展出，给中国农民抹黑”。而周思聪说，“我看了《父亲》以后，发现感动我的，正是那些‘抹黑’的描写。饱经辛酸的皱纹，含愁的善良的眼睛，污秽的手，那代表贫困的粗瓷碗……这一切使我想到我的祖国，灾难重重，至今她仍然贫穷落后，但她毕竟是我的祖国，我的父亲。我不会因为他手黑而感到羞耻，我知道，那是因为他刚刚还在泥土中滚爬，为子孙操劳。这样的父亲为什么就没有资格到巴黎？……那些口口声声不忘本的人，因为要那可怜的面子，可以舍弃艺术的真实。这就是‘为政治服务’吧，可怜的政治。”“无论如何，我关心的总是现实，最感兴趣的还是现代人的想法。”
    她没有说到，在当时一堆不仅是为了“面子”的理由下，画家罗中立还不得不为“父亲”在耳根别上一段笔头。正像更早两年对首都机场一幅西双版纳壁画争议不休，最后以给傣家的浴女挂上帷裙而告终。过来人都记得，这样横加干涉的闹剧不一而足。周思聪也记下两笔。其一是举办德国表现主义版画展览。开幕后，民族宫党委发现有不少裸体，立即召开紧急会，但也想不出什么可行的对策，又不敢撕毁合同，十分尴尬。当时美术公司做的维纳斯石膏像，也被公安局查询，说是要采取措施。不仅此也，徐悲鸿纪念馆开幕，主管单位文物局领导也发现有不少裸体素描，当即下令这部分不能公开展出。美术界力争的结果，让步改为“背面及侧面的”可展，“正面的”无论如何不得展，云云。“他们分不清什么是艺术，什么是黄色。”在后来的岁月里，还是请出了毛泽东有关模特儿的一条语录，才平息了营营之声的。
    这样令人啼笑皆非的事情也降临到周思聪的头上。她画了两个背柴的彝族妇女，日暮靠在山路边休息，随手题字“日出而作，日入而息”，一个画刊的编辑拿走了，下功夫查出了此语的出处，发现后面还有一句是“帝力于我何有哉？”按他们的解释是“皇帝也拿我没办法”，于是令她改题目。周思聪说：“我只写了八个字，为什么给我多添七个？即便我也引了后面的一句，那我的理解是：我们靠自己终日辛苦劳作，不靠神仙皇帝，这难道不正是《国际歌》中的思想吗？”对这种捕风捉影的神经过敏，她只觉得可笑，“这种聪明的文字狱游戏，不知何时才能被人们感到厌烦。”
    这是１９８２年底的事。在那之前，她在吉林出版第一本画册就引起一场风波，出版局的领导和一些“搞政治的”不同意发行，理由是最后关于上访者的几幅画是“暴露”的，另外一些人体习作和稍有变形的画也成了问题。在编辑力争下，官方通知全省新华书店：将《卢沉周思聪作品选集》跟《赫鲁晓夫执政的年代》一起，“因故改为内部发行”，原订数改为寄售处理，发到当年年底为止，售余部分退回出版社——是宁肯经济赔账，也要限制发行的了。周思聪不止一次在信里说她有不少事弄不明白，但她这时说了一句无可置疑的明白话：“中国果真像一条巨龙，龙头稍微一偏，龙尾就不知要摆到哪里去了。”
    周思聪对这类涉及自己的事看得很开，而且当时她认为这只是地方上的一些做法，她把这个通知复印一份，交给她十分信任的北京画院院长刘迅，由他去向有关方面反映，“事情到此告一段落”，她说。
    从她写给马文蔚的“私房话”里，看得出她从心眼里讨厌什么，就是足以销蚀生命和灵魂的本真的一切。“人们总喜欢锦上添花，而不喜欢雪里送炭。这种热闹，我毫无兴趣。”她厌烦老生常谈、表面文章，更不愿为这些耗去宝贵的时间。“时间的财富，你是自己掌握着，而我则被别人毫无顾忌地抓去扔掉，眼睁睁要变穷人了。”“我来到世界上，总算是做了自己高兴做的事，人到老年，岁月所剩无几，都会十分珍惜”，但，她认为一个人一定不要吝惜“发呆遐想的时间”，“人生中发呆是必不可少的”，我想她指的“发呆”，应该就是独处中的省思，而她作为艺术家，还要有足够的时空任感情在想象中驰骋。需要寂寞，耐得寂寞；需要宁静，内心的和环境的：“在噪音之中，花都不愿开，更何况人？”
    在宁静中，她静观，她沉思，都近于物我两忘的境界。“好几天了，窗外一台打夯机不断地敲打地面，猫似乎对此有特殊兴趣，每次一开始打夯，她必跳到窗台上观看，神情专注，长时间守在那里不动。”她不是一样专注地观看那只猫么？“外面的雨下个不停。真不知天上何以有这么多水倾泻下来。雨中的一切都变得那么呆滞，只有几只勇敢的鸟穿梭般飞来飞去，不知究竟为了什么。”她又移情于飞鸟了。“这里气候凉爽，北京正值中秋。如果当傍晚时，有微风吹拂你们的窗帘，那便是我的问候。”只要给她片刻的安宁，她的画意中便能生出诗情。
    周思聪自剖说，“我有点像出家人，总想生活在内心世界之中。似乎一切都将化为绘画语言，有时觉得一切都无所谓，有时又觉得什么都那么闪光、引人入胜。”她说，“我觉得自己不能像正常人那样思考，常与人格格不入。”也许是这样的，我替她举一个例：“现在是清晨，车窗外已经是一派南国景色。夜里下过雨了，土地滋润，红绿分明。朝晖映在一簇簇农舍的白墙上，轻柔、舒畅。路上挑担的、背包的农民匆匆去赶早市。车厢里忙乱起来了。”请注意下面的场景：“对面坐的一位年轻母亲在奶她的小儿。就是这个婴儿昨夜不时啼哭，声音甜甜的，令人神往。有人发出怨声，示意那母亲，他妨碍了别人的睡眠，我倒很喜欢听。这个小罪魁现在正美美的吮吸着乳汁，玩着自己的小脚丫。”对待一个婴儿夜哭的态度，区别了“正常人”和周思聪的不同，这应该不仅仅因为她是一位母亲，我以为。
    有人说她孤僻，其实她只是耿介，不善随波逐流，当然更不会同流合污。她的是非之心少受功利的干扰。因此，在过了“单纯得透明”的年纪之后，她还能几乎是凭直觉来明辨一些复杂的现象。
    如关于鲁迅，她对马文蔚说：“对鲁迅我与你看法有些不同。我以为他的作品艺术感染力极强，他恰恰不能做政治家。他偏激，他搞不得政治。他又太仁慈，搞政治准倒霉。他说是横眉冷对，其实他最不善冷眼。他笔下的人物摄人魂魄。他的文笔平中见奇，最具中国民族的风度。我以为近几十年中，由于政治需要才把他的政治倾向极力夸大，这很遗憾。”
    她对一些文学作品也有感觉式的批评，却往往自有其透辟之处。如说：“《寻访画儿韩》文笔的确很好，对老北京也够熟识了。看后，我进而又想到，大概此小说颇符合目前的‘精神’，因而上了《人民日报》。其中有，‘连国家主席都挨整了，我们还算什么’之类的说法，毫无怨言，而不是像有些作品那样总是耿耿于怀，不想痛痛快快‘向前看’，是不？”
    她也并不总是落落寡合。大约在１９８５年夏，她参加深圳美术节后说，“美术节的全体工作人员都是小青年，效率之高，令人羡佩。此次美术节的宗旨是团结、交流、探索，凭着他们清醒的头脑判断，邀请的画家都是搞艺术的人，其中没有勾心斗角热心权术的角色，大家心情舒畅，交谈真挚。所谈问题触到深处，收益不浅。”如果邀她参与的社会活动，都是这样围绕着她魂牵梦萦的美术，当然不会使她厌烦，而且会留下美好的回忆。可惜往往事与愿违。例如，也是一次讲课之旅，但到了县城就陷入重围：“衙门里的风气，令人生厌。‘招待画家’，大摆宴席、陪客如云，庸俗吹捧、言之无物，酒足饭饱、伸手索画。招待当然是公家出钱，画却落入私囊。这个部长、那个局长、那个馆长、这个所长……本来我打算给这个偏僻地区美术界同行们留下几幅画，却不能如愿。据说给了这些‘长’们，对画画的同行们更有益，‘长’们因此或许可以高抬贵手。然而我却对此十分怀疑。”
    为什么怀疑？这从周思聪向马文蔚推荐一位中学美术教师的信上可知：“二十年来，差不多美育是个空白。许多人，特别是青年，还包括不少领导干部，差不多都是‘美盲’，不懂得什么是美、什么是丑。”“这位普通教员却有一个抱负：要经他手培养出一百名考入美术院校的学生。据说他已经培养了这样的学生五十多名，还在为实现他的目标努力着。他的休息时间都交给了孩子们，经常带学生外出写生参观。这倒是个‘平中见奇’的人物，你认为他是否有些意义，在当前？”后来她又在一封信里补充说此人是八十中的美术教师赵存理。不知马文蔚当时所在的传媒是否采访了这位赵老师，更不知可敬的赵老师是否实现了他的愿望？
    马文蔚在序言中把周思聪这些信叫做“沉默者的心语”，我却愿说，对于陌生的读者，这是一个正直的知识分子的遗嘱。她厌恶说教，她更不说教别人。然而我们从这里认识了一个人，口吻如女中学生，却风骨凛然，我们再也不会忘记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