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周末 - 地理：到成都寻找历史

地理：到成都寻找历史

作者: 傅国涌 2007-05-23 13:29:00 来源:

这是个有历史根系的城市，不只是一座钢筋混凝土的森林，不只是泡泡茶馆、打打麻将、优哉游哉的地方

成都是个能包容、不排外的城市　王轶庶／摄

　火车快到成都的时候，我发现车窗外的田野、草木，所有自然的景色和我熟悉的江南接近，下了车是个阴天，有点闷闷的，有人告诉我，成都的天气常常就是这样，盆地的湿气重。虽然这是我第一次踏上成都的土地，但，对于这个城市我不仅一点也不感到陌生，反而有几分亲切。小时候读历史书，读《三国演义》，成都这个地名，以及发生在这块土地上的故事，那些各放异彩的历史人物，早就根植在我的心中。一句话，这是个有历史根系的城市，不只是一座钢筋混凝土的森林，不只是泡泡茶馆、打打麻将、优哉游哉的地方。四川一方面由于特殊的环境，蜀道难行，三峡天险，在地理上相对封闭，自成一体；另一方面，成都平原又是千里辽阔，土地肥沃，是个足以自立的地方，在文化的传承上也相对完整。诸葛亮当年在南阳的草庐中对刘备纵谈天下大事，分析四川可以成为打天下的基地，以后他们合作果然成就了鼎足三分的事业。蒋介石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的几年间，足迹遍及西北、西南许多城市，最终选择四川作为抗战的大后方，就是看中四川腹地宽阔，物产丰富，教育较为普及，人民文化程度相对要高，而且川人有血性，能包容、接纳外来人口，不排外，因为它本身就是一个移民省份，他们的先人往往都是从湖广等地迁徙过来的。

在武侯祠反省“诸葛亮人格”
　　到成都，当然要去武侯祠看看。然而我一到那里，发现和我心目中的武侯祠大相径庭，我对武侯祠的印象来自杜甫那首千年传诵的《蜀相》诗，那是我小时候就会背的。除了大门进去时，两旁的柏树能让我想起杜甫的两句诗：“丞相祠堂何处寻？锦官城外柏森森。”其他的可以说都很失望，我原以为武侯祠就是纪念诸葛亮的地方，古柏森森都是为他而种，他的前后《出师表》，他留下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放在今天都有必要进行重新评价，但我们不能否认，在他的时代，甚至在他身后十分漫长的岁月里，他曾经代表了一种完美的人格范型，世世代代的人们要凭吊、纪念这样一个历史人物，这种心理是可以理解的。
　　可惜，走进大门，我看到的首先不是“武侯祠”，而是“刘备庙”，然后才是“武侯祠”，后面又是“三义庙”，旁边则是刘备的衣冠冢“惠陵”，景区名为“武侯祠”，实际上武侯祠只是包裹在其中的一个点，而且不是居于中心地位，整个布局还是突出刘备，还是以君为主，臣为次，君臣上下之分非常分明，哪怕诸葛亮名垂青史，也改变不了根深蒂固的君臣观念，改变不了无比森严的等级秩序，君就是君，臣就是臣。从这个角度看，“武侯祠”就是一个典型的范本。后来我和肖雪慧老师说起自己的印象，她的看法也是如此。数千年以来，国人坦然接受这样的安排，从内心深处认同这样的安排，这是本民族最大的悲哀之一。
　　从进入武侯祠的大门起，一路上人头攒动，游客们津津有味地听着那些关于三国的老掉牙的故事。我试图寻找一些能勾起我记忆的东西，看来看去，也只有武侯祠前那副有名的对联：
　　“能攻心则反侧自消，自古知兵非好战；不审视则宽严皆误，后来治蜀要深思。”
　　其实，后人所知道的诸葛亮大部分是从《三国演义》里来的，这是一个被拔高、神化的诸葛亮，与真实的诸葛亮相去甚远，比如舌战群儒、借东风、草船借箭等许多熟悉的故事都是出于文学想象，而不是历史事实。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就批评《三国演义》“状诸葛亮之多智而近妖”。一句话就击中要害。
　　历史中的诸葛亮和文学中的诸葛亮，在绝大多数人的心底里已经不可能截然分开，《三国演义》以及许多戏曲、评书乃至电视连续剧的影响力无疑远远超过了《三国志》等史书。要以现代的尺度来重新看待诸葛亮这个人物，注定了困难重重。我个人内心深处，对诸葛亮的感情就很复杂，我更在乎的不是他被后人妖化的智慧，而是他提供的人格范式。前段时间，对于诸葛亮的《出师表》是不是应该从教科书上撤下来，发生了一些争论。这件事的起因是中共西安市委党校的一个教授胡觉照写信给教育部教材司，建议将《出师表》从中学语文课本撤出，以另外一篇古人的奏折《止战疏》来替代，理由是诸葛亮对战争、暴力缺乏认识，对敌我力量的对比了解不足，一心只想报刘备的知遇之恩，不顾９４万蜀人的利益，贸然北伐，发动战争。感动千古的《出师表》只能证明诸葛亮的愚忠和缺乏自知之明。这个建议引起了媒体和中学语文界的关注。我先是在朋友郭初阳的博客上看到的，这位在语文教育上卓有建树的中学教师说，《出师表》的废留，之所以引起整个社会的关注，一方面也可以说明社会整体观念的进步，我们谈论诸葛亮，其实跟诸葛亮无关，只跟我们的观念有关。一部文学史，对忠而受重用的“诸葛亮人格”咏叹不绝，杜甫的“三顾频烦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陆游的“凛然出师表，一字不可删”、“出师一表真名世，千载谁堪伯仲间”，等等。他说２００７年的中国，应该是反省《出师表》“忠臣意识”与“诸葛亮人格”的时候了。我赞同这种反省意识，对于“诸葛亮人格”，必须站在现代的起点上进行反省，一个古老民族如果缺乏自我反省的意识，就永远不会有进步可言。但是，我们在重新审视历史的同时，也不能忘记，评价一个历史人物也好，评价历史文献也好，都应该回到当时的历史情境中，给予同情之理解。两者之间是可以并行不悖的，对“诸葛亮人格”的反省并不意味着对诸葛亮的一概否定，《出师表》是不是离开教科书不是关键，关键是我们以什么样的价值尺度、什么样的心态来看待它。
　　在武侯祠，在刘家帝王之气的包裹中，在三义庙、衣冠冢和刘备庙之间，重读刻在石碑上的《出师表》，我们会有更深的体悟，那是典型的帝王时代的产物，诸葛亮无论有多大的智慧、多大的才干，也只能依托对一家一姓的皇室的忠诚，来推行他的理想，他不可能摆脱时代给予他的限制。至少在他生存的年代，他还不可能跳出君臣思维看问题。当然这并不是他的悲哀。
　　时序正是春色烂漫时，武侯祠的种种建筑也都点缀在红红绿绿之间，但转悠了半天，不仅连杜甫的“映阶碧草自春色，隔叶黄鹂空好音”的自然美丽没有体会到，更感受不到“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的那种悲怆境界，我的心中难免生出一种失落感。

没有多少历史的杜甫草堂
到杜甫草堂，门票和武侯祠一样都是６０元，我的失落感也一样的强烈。草堂当然是新建的，大部分的建筑物都没有多少历史，小时候会背诵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刻在草堂前的一块石头上。几个年轻人一边参观１９９０年代重建的茅屋，一边发感叹说，古代的人对房子功能的安排、分割很合理、很科学。草堂门前的小桥流水，也和其他许多公园一样，没有什么特色。
　　当年，杜甫在成都浣花溪畔，不仅留下了“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茅”的诗句，也留下了许多非常美好的诗篇，比如《春夜喜雨》、比如《江畔独步寻花》等。可惜，相隔一千数百年，我们再到杜甫草堂，既感受不到《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中的那种悲凄，也难以找到“黄四娘家花满蹊，千朵万朵压枝低。留连戏蝶时时舞，自在娇莺恰恰啼”的景致，更体会不到“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的意境。哪怕今天的花开得和唐代一样美丽，我们也难以拥有杜甫那样的心境、体悟和灵感，不可能写出“晓看红湿处，花重锦官城”的诗句来。唐诗时代毕竟已成过去，杜甫的体验更是独一无二，不可重复。
　　不过，这一切都并不重要，也不会有多少人在意。重要的是，这个地方因为“诗圣”的存在而成了中国文学史上的圣地，成了历代文人墨客乃至政要权贵流连的去处，他们挥洒笔墨、极尽所能要表达自己对“诗圣”的敬意，或书或画或诗或文或雕，说穿了还是要留下自己的痕迹，类似于“王二到此一游”的心态，追慕先贤一定要将自己的名字留下，并刻在石头上，这是一种中国式的“朝圣”之旅。中国文化在根本上重视的是世俗的功利，是自己的身后名，包括把自己的名字刻在石头上不朽。或者借助先贤的光环，来凸现自己。从这一意义上，这个后人建造的“杜甫草堂”并不是为杜甫而存在的。杜甫生存、栖息过的草堂早已坍塌，对于一个伟大的诗人来说，重要的是他的诗，那些千古传诵的诗篇，有没有草堂，对他并无什么意义。
　　杜甫草堂的附近有一个浣花夫人祠，我进去一看，除了一个塑像，也没有别的，只有推销扇子、手绘工艺品的人们十分卖力。浣花夫人本是浣花溪边普通的农家女，我们只知道她姓任，因为美貌成为西川节度史崔宁的小妾。唐大历三年，泸州刺史杨子琳乘崔宁不在，发动叛乱，她亲自披挂上阵，招募勇士，平定叛乱，被誉为浣花夫人。遥想当年，满城男人主张投降，独有一个女流之辈挺身而出，捍卫成都。在一个长期以来男权至上、男尊女卑的社会，这是一道怎样壮丽的风景。只是在成都之外，人们很少知道历史上有个浣花夫人。她和五代时的蜀亡于宋时写下“君王城上竖降旗，妾在深宫那得知。十四万人齐解甲，宁无一个是男儿”的花蕊夫人更值得后人记住。她们同是成都和中国的骄傲，成都因为她们而增色。

青羊宫前也曾是张献忠杀人处傅国涌／摄

张献忠杀人的地方
　　我在离开武侯祠后，并没有直接去杜甫草堂，而是先去了天府广场，听说那是昔日的蜀王宫所在地，到明末清初张献忠入川，建立大西政权，也曾将这里作为他的王宫，并在这里大开过杀戒。我只是想看看张献忠杀人的地方。当地的朋友告诉我，现在的天府广场什么也没有，什么痕迹都找不到了，只有一个毛泽东的雕塑。可我还是执意要去看看，虽然我知道什么也看不到了。果然，到了广场，远远就看见了毛泽东挥手的高大雕塑巍然屹立在广场上，日日夜夜俯视着广场上熙来攘往的男女老幼。那一天，正好天气晴朗，在喷水池和雕塑周围，成都百姓载歌载舞，我想，对他们来说，那不仅是锻炼身体，也是娱乐的一种方式。在一片安乐祥和的气氛中，恐怕没有几个人还记得几百年前这里曾经发生过什么，流过多少无辜川人的鲜血。
　　张献忠杀人还有一个地方就是成都有名的大慈寺。友人冉云飞就住在大慈寺对面的文联宿舍里。史料记载，大慈寺本有上千僧人，因为听说寺中藏过一位明朝的宗室，便下令将全部僧人处死。据说在大慈寺前杀了人，尸体都堆在寺里。
　　青羊宫门前的广场据说也是张献忠大规模杀人处，那里现在依然是一个香火旺盛的道观。史载，有一次他在青羊宫杀读书人，一口气杀了上万人，青羊宫门前的护城河里的水都流红了，读书人带的毛笔和砚台堆积如小山。我只是徘徊在青羊宫外，没有进去，附近的河水流得那么缓、那么慢，如同静止的一般，时光不会倒转，三百六十几年，血光闪动，人头滚滚落地的一幕幕已遮没在历史的夜空中。很少有人再去留意那些不堪回首的往事。鲁迅一生中曾多次提及张献忠的嗜杀成性，草菅人命。很长时间以来，张的头上因为顶着农民起义的神圣光环，按照农民起义必然好的逻辑，对于那些血腥气弥漫的史料我们都不敢轻易相信，甚至连鲁迅的话也不敢多提。
　　离开天府广场以后，我到了人民公园，本来是去寻找当年卢作孚办的成都通俗教育馆遗迹，卢先生是个大实业家、民生公司的创始人，在投身实业救国之前，他曾致力于教育救国，当年川中军阀杨森请他当教育厅长，他辞谢了，却愿意办一个成都通俗教育馆，开启民智，旧址就在现在的人民公园里面，据说里面还保存着一些老房子。我进去找了一遍，也问了一些休闲的老人，他们都不大清楚，有个老人说，老房子好像都已经拆了，只有几棵老树，那个时候就有的。
　　人民公园和天府广场一样，都是成都市民载歌载舞的去处，不要门票的，其中最热闹的莫过于“辛亥秋保路死事纪念碑”前的广场上，数百男女在“文革”前的歌乐声中翩翩起舞，自在自得，那一张张快乐得有点夸张的面容，让人难忘。保路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是辛亥革命的序曲，它和武昌起义在时间上是衔接的，以往我们的历史教科书总是称之为辛亥革命的导火线，有些史家则干脆认为保路运动才是首义，是结束两千年帝制的一个关键。因为清廷出尔反尔，收回铁路权、借外债筑路的政令，直接与民争利，与民间社会发生冲突，原先由民间集资修路凝聚起来的社会力量，不仅代表了各地中上层的绅士、新兴资产者的利益，很大程度上也得到了下层广泛的支持和同情，修路毕竟是造福一方，所有人都能受益。为了路权之争，在江、浙等地都曾引发官民冲突，酿成风潮，只是没有一个地方像成都一样造成流血，导致许多民众伤亡、许多地方精英入狱，并引发了一场难以应对的保路运动。１９１１年９月７日，有“屠户”之称的新任四川总督赵尔丰先是悍然诱捕了保路运动的头面人物蒲殿俊、罗纶、张澜等１１人，当民众手持光绪帝牌位、拈香而来请愿，要求释放他们的时候，他竟然下令开枪，死伤累累，死难者中有姓名可查的就有２６人，伤者达数百人，都是来自社会各界的普通人。第二天，面对城外民众的抗议，再次开枪杀了数十人。由此引发了四川各地民众的武力反抗。“辛亥秋保路死事纪念碑”就是为了纪念被赵尔丰屠杀的民众而建立的，见证了保路运动这段重要历史，是成都人民对抗强权的一个象征性建筑，如果没有这块碑，从武侯祠到杜甫草堂，我们将只能感受到一个古代的成都，这块碑的存在意味着成都从古代进入了近代，我们可以看到成都市民社会的成长，看到那个时代民众和精英在争取自身权益时达成的共识，看到阻止社会进步的强权是那么残酷无人性。历史常常是血写的，一块高不过数十米的碑，其意义远远超过了碑的本身。

辛亥秋保路死事纪念碑　　傅国涌／摄

少一点长城情结，多一点都江堰情结
　　在成都，最让我内心深处受到震撼的还是都江堰。我甚至认为，到成都哪里都可以不看，但不看都江堰就是此行有虚。
　　我到都江堰只想看三个点：宝瓶口、飞沙堰、鱼嘴。三点成一线，构成了一个天衣无缝、完美无比、令人叹绝的水利枢纽。我先看宝瓶口，悬崖断开，在两千两百多年前，火药没有发明的时代，蜀地的太守李冰他们靠的是最原始的方式，用大火将岩石烧红，然后冷却，利用一热一冷，将山崖推开一个缺口，称之为“宝瓶口”是恰如其分的，清爽干净、让人心喜的岷江水分流之后，其中一支就是乖顺地通过宝瓶口，再去灌溉千里农田，流量因为这个工程而得到了控制，即使洪水滔滔之时，也不会泛滥成灾，淹没下游的田野和村庄。从高处俯瞰宝瓶口，我久久不忍离去，两千来，清澈的江水就是这样平静地缓缓而来，缓缓而去。
　　离开宝瓶口，为了节约时间，我乘电瓶车直接往鱼嘴，这样一种设计完全来自人类的天才创造，让我们这些生活在航天飞机时代的人都难以想象，一条类似鱼嘴的分水堤无比巧妙地将岷江分成了外江、内江，内江实际上就是一条人工水渠。所谓“四六分水，二八分沙”，古人凭什么如此精确地计算出流量、分洪分沙的准确性？
　　归途再看了处于内外江中间的飞沙堰，看上去毫不起眼，却具有很不寻常的作用，在枯水期它有拦水进入内江宝瓶口的功能，洪水期有自动分水、排洪到外江的功能，还具有二次排沙的功能。
　　为缅怀李冰父子而建的二王庙里，我看到了李冰的石像，那是一个既有大智慧、大抱负而且脚踏实地的巨人，他的目光穿透几千年，他的笑容如此安详而自信，古往今来那么多的官员，没有人能与他的功业相比。
　　在我的记忆中，都江堰从来是与万里长城相提并论的一个古迹，其实它不是古迹，是仍然造福川人的一个水利工程。万里长城是一个防御工程，是为了军事目的而修建的，耗费的人力、物力难以统计，但从它建立的那一刻，这个工程就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从来就没有挡住胡人南下而牧马，没有挡住女真族的长箭，没有挡住蒙古人的铁骑，也没有挡住满洲八旗兵的长枪。长城更多的是一种摆设，是一种装饰，万里长城上的每一块砖石代表的都是一个古老民族保守型的、防御型的心态，而不是开放、包容和进取。我想，当汉代张骞踏上西域之路时，当唐代玄奘前往印度时，一句话，当这个民族敢于敞开胸怀面对外来文化时，我们是不需要长城的。
　　长城情结赋予中华民族更多的是负面的东西，相比之下，这个存在了两千年的都江堰，倒是滋养了成都平原的千里沃野，四川之所以能成为天府之国，恐怕和这个水利工程有很深的关系，如果不是以今人都叹为观止的智慧，因势利导、恰到好处地利用了岷江之水，桀骜不驯的大自然不可能长期为人类服务。看着清亮的岷江水，我心中升起的只有敬意。对于跨越古今的伟人李冰，我们的历史书给予的评价是远远不够的。一个民族与其老是去膜拜万里长城，不如把目光转向造福千年、造福千千万万同胞的都江堰，少一点长城情结，多一点都江堰情结，我们就会找到更为真实可靠的文化命脉，找到通往现代社会的路径。都江堰是活的，它不仅属于古代，也属于现代，其中包含着对大地自然的尊重，对理性科学的尊重，对每个人的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