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毛泽东的“强国梦”
1958年大跃进运动的成因及影响再解释

• 评论12条
• 打印 | 字体:大 中 小

毛泽东炮击金门的初衷与顾虑

    问：一边是上级号召，下指标，一边是下级跟风并造假，然后上级已被下级的假数字所迷惑，再拔高指标，下级进一步跟进，竭泽而渔，最后自然会造成人为的严重灾祸。这一点多数读者都有所了解。问题是，从您所讲的民族主义的角度，它对毛泽东的外交政策产生了什么影响？
    答：其实，大家只要回顾一下1958年在中国对外关系问题上发生了哪些重大事件，就会很容易地发现这里面的种种联系。
    除了上面提到过的周恩来被免职、和平共处的外交政策被废止以外，这一年春夏随着毛泽东心态的改变，在对外事务问题上，还发生了三个重大事件。
    一个是4月3日日本右翼分子扯下并撕毁了长崎展览会会场上的中国国旗，日本岸信介政府以中日两国没有外交关系为由，拒不向中国方面道歉，中方采取尖锐对立立场，于5月中旬全面断绝了对日贸易往来和文化交流。
    一个是毛泽东7月21日听到苏联驻华大使尤金报告说苏共中央政治局有意联合中国和越南，组成三国联合潜艇舰队，利用中越两国的海岸线，共同抵制美国在太平洋海域的霸权。毛当场就得出结论，认为这是俄国人看不起中国人，不愿把技术给中国，认为中国人毛手毛脚，想以此来控制中国。毛的民族自尊心大受伤害，次日大发脾气，把尤金当面教训了一顿。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听说后，急忙赶来北京，向毛泽东解释和道歉。但这件事还是成了一年后中苏关系两党撕破脸的一个导火索。
    一个是8月23日，中国方面为了教训美国，再度对金门实施了大规模的炮击，造成了台湾海峡第二次紧张局势。毛泽东公开讲话，声称他就是喜欢紧张一下。
    问：在1990年代出版的《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里面，披露了毛泽东给彭德怀的一份电报，是7月27日中央军委决定炮击金门的当天早上写的。里面说：睡不着觉，想了一下，决定还是暂时不打金门为好。待到对方无理进攻时再打。并且说中东问题解决要有时间，我们有的是时间，何必急呢？这是怎么回事？
    答：具体说来，这也是一件很能反映毛泽东这时民族主义心理的事情。中方6月30日对美发出最后通牒，就在中方规定两周时间的最后一刻，美国国务卿杜勒斯突然发表谈话示弱，表示美国还可以派大使与中国谈判，只不过要从日内瓦换到华沙去。而中方因为像以往一样等不到美国的回复，就在杜勒斯发表谈话当天，也部署好了炮击金门的一切计划，并确定27日为炮击开始的日子。恰好也就在同一天，伊拉克爆发了左翼组织领导的政变，政变组织者宣布退出美英组织的巴格达条约组织。因此，毛泽东也曾提出通过炮击金门来援助中东革命的设想。但在得知杜勒斯的答复后，他对要不要继续炮击的问题又犹豫了起来。结果是在27日写出了那封信，中止了正在准备中的炮击行动。
    然而，随后又出现了出乎毛泽东意料的情况。本来，从1956年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秘密报告中批判斯大林开始，毛泽东就开始从心里鄙视这位苏联领导人，进而对苏联经验和苏联党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老大地位，都产生了怀疑。对赫鲁晓夫关于和平过渡、和平共处与和平竞赛等主张，他尤其不满。认为赫鲁晓夫反斯大林，实际上就是害怕革命。1958年大跃进所呈现出来的成果，更加让他从心里看不起赫鲁晓夫。偏偏在中东事件发生后，不敢革命的赫鲁晓夫却打出了声援中东革命的旗号。又是公开反对美英出兵阿拉伯地区，又是通过军演对美英示威。这种情况自然让毛颇感困扰。
    赫鲁晓夫都“革命”起来了，一直自认为最革命的中国反倒偃旗息鼓起来，这无论如何说不过去。可是，如果这个时候再打，又难免会使中美双方关系再度紧张起来，使中方所期望的会谈重新搁置起来。想来想去，革命这面旗帜不能丢，故虽然中东事件已经过去了一个多月，毛泽东还是重新部署炮击金门的作战行动了。但又要打，又不想弄坏中美关系，结果就出现了叶飞等人回忆中令人颇感奇特的那个场面：
    二十一日下午三点钟，毛主席要我（叶飞）去他的住处……详细汇报了炮击金门的准备情况、炮兵的数量和部署，和实施突然猛袭的打法……汇报完了，他（指毛主席）突然提出这么一个问题：“你用这么多的炮打，会不会把美国人打死呢？”那时，美国顾问一直配备到国民党部队的营一级，主席一问，我即回答说：“哎呀，那是打得到的啊！”听我这么一说，主席考虑了十几分钟，然后又问：“能不能避免不打到美国人？”我回答很干脆：“主席，那无法避免！”主席听后，再也不问其他问题，也不作什么指示，就宣布休息。
    第二天，毛泽东虽然同意继续执行炮击计划，却提出最好先打几百发，或只打水面目标，尤其要避免打敌指挥所，总之一定不要打到美国人。这个时候在前线的炮兵数量已有30个营，一次性打击可以发射将近10万发炮弹。不搞突然袭击，又限制打击范围，将军们无论如何也想不通。后来，经过彭德怀和叶飞再三力争，毛最后才同意打1万发到1.5万发炮弹。
    这件事很清楚地反映出毛泽东这时内心的矛盾状况。一方面，他处在大跃进的狂潮中，心态极为亢奋，绝难忍受美苏等大国的任何轻视，动辄就想还以颜色。另一方面，无论赶美超苏，就经济和国防实力而言，都还需要相当时间。尤其是对美国，因涉及到能否早日解决台湾归属等问题，毛泽东不能不有所顾忌。但如果因此被赫鲁晓夫把世界革命中心的大旗抓了去，毛也绝不甘心。结果也就发生了又要打，又不能打死美国人这样的焦虑。

大跃进失败的另一种影响

    问：应该说，炮击金门还是在某种程度上实现了毛泽东的这一设想。因为中美大使会谈并没有因为这一炮击而中止。
    答：也不尽然。中美双方的确在9月15日再度开始会谈了，但结果却再度出乎毛泽东的意料。当时中方相信美国政府方面最主要的条件，还是要中国方面保证不对台湾动武。经毛泽东同意，中共中央内定了谈判的底线，即在双方共同声明承认台湾、澎湖是中国领土的前提下，如果国民党军队愿意主动从威胁大陆沿海的金门、马祖等岛屿撤走，美军从台湾海峡撤出它的一切武装力量，中国方面可以承诺，在收复金门、马祖等沿海岛屿之后，愿意争取用和平方法解放台湾和澎湖，并在一定时期内避免对台湾和澎湖使用武力。
    由于这个时候正处在大跃进高潮中，如此让步在毛泽东看来会有损中方自尊，故他明确要求中方代表在谈判中必须先摸清对方底牌，诱导对方让步后，再示以善意，以免被美方误认为是中方示弱。没有想到，中方谈判代表并未理解毛的意图，第一次会谈开始即将中方底牌和盘托出。这件事再度让毛感到自尊心受伤，以致大发雷霆。
    随后的情况显示，中方这一方针对解决台湾问题并不有利。因为美方注意到中方的让步条件之后，很快就作出决定，试图逼迫蒋介石撤退金、马驻军，以此换取中方不对台、澎动武的公开承诺。而毛泽东敏感地意识到，一旦金、马和台湾隔绝，美国将更容易压迫蒋介石切割与中国大陆的关系，甚至以台湾海峡自然隔绝为由，推动台湾脱离中国。注意到这种情况之后，毛不得不再度改变策略，提议利用美蒋矛盾，“联蒋抗美”，因而转而开始向蒋介石伸出了橄榄枝。如此一来，中美之间在台湾问题上进一步协商的可能也就不复存在了。
    当然，最让毛泽东感到沮丧的，还不在这一点，而是1958年底以后大跃进运动失败的阴影逐渐显露出来。这意味着，原来想靠与美国拼实力，逼迫美国改变在台湾等问题上的敌对态度的设想，在其有生之年是再也难以见到成效了。毛泽东从此不再讲在经济上赶超美国的话了。拼实力不行，他最终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即试图通过推动世界范围内的革命运动来牵制美国，让美国不得安宁。其最终目的，恐怕还是想要迫使美国正视新中国，并在台湾问题上作出让步吧。结果是，毛泽东的想法与力图和美国缓和关系的苏联党背道而驰。这也就是为什么，进入到1960年代以后，不仅中美关系持续紧张，就是中苏关系也随之破裂和紧张起来，包括与诸多处在中间地带的国家，也一度摩擦冲突不断。
    由此可见，大跃进运动的失败，不仅造成了众所周知的严重饥荒，而且也使新中国在外交上陷入到最为孤立的一段时期。其损失之大，无以复加。
    问：从这段历史当中，我们应该有怎样一种反思？
    答：总结这段历史，我相信我们应该高度警惕民族主义的自我膨胀。中国几千年的文明史，反衬以上百年的屈辱记忆，极易造成一种悲情意识，从而对中国的任何一种进步抱以过高的期许，以致丧失准确判断自我和形势的能力。事实上，这并不纯粹是具有诗人气质的毛泽东个人的问题。还在1949年毛泽东赴苏访问之际，因新中国宣告“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而开始充满民族自豪感的众多中国民众，也一样表现出了这种强烈的悲情意识。他们中一些人甚至对毛泽东此行提出了尖刻的批评，认为毛泽东以中国元首之尊，不应当去给外国元首拜寿；认为斯大林不去车站亲迎，是看不起中国领导人；对新闻报道中使用斯大林“接见”毛泽东的字眼儿难以接受；看到苏联芭蕾舞剧中一中国人的形象状似小丑，即认为是对中国人的污辱，等等。包括经毛泽东向苏方提议，由中国政府与苏联签订的成立航空、造船、石油及有色金属四个合营公司的决定，一些城市的学生还曾上街游行以示抗议，认为是对苏联侵害中国主权、掠夺中国资源的变相纵容。这导致毛泽东后来也在这个问题上改变了态度，转而怪罪斯大林强加于人。可知毛泽东本人其实在很大程度上也受到了民众情绪的影响和左右。由此不难了解，在中国自身的地位和实力开始上升的情况下，类似这种过强的民族主义情绪的出现几乎是不可避免的。如果我们对此不能有所意识和警惕，重犯历史的错误也将会是不可避免的。

（责任编辑 刘小磊 网络编辑 肖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