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典型大片《集结号》没有启用任何一线演员 （本报资料图片）
3亿元都得花出去
为什么这个戏贵？以前有那么多演员的戏，通常演员的片酬比例占到了60%以上，会避免大的场面；要么就是找一个贵的演员，配两个不贵的演员。
里面人物穿的都是破破烂烂的，每件衣服都是新的然后做旧，群众演员的棉袄每件都不下1000元，整个衣服花费就不下3000万元。
对一部几百万元的片子来说，可能你的资源需要尽量节省，但当你在做一部大片的时候，你拿到这些资源之后，就必须把这些资源尽力地消耗，不是要浪费，而是尽量去消耗。
第二步就是故事。很多人拍大成本的时候，因为成本多，觉得不能浪费，觉得我每一分钟都要让观众觉得自己花的60块、80块很值得，就从头到尾都是人，很多时候忽略了电影本身戏剧。
我的方法是，在大片里讲中成本电影的东西。
《投名状》本身的故事格局大，它不是硬用战争撑起来的，战争是格局的需要。格局讲战乱、讲时代。只是说大场面背后还是有细腻的东西，我没有迷失在大场面里面，因为我本身不喜欢大场面。
细腻的东西不代表格局小。其实拍大片很费劲，我还是拿了很多精力花在一些不是剧情的身上，动作啊什么的对一个文戏导演特别费劲，我得顾及这个场景是否好看。拍文戏没有那么多的东西要兼顾，你可以更搞好戏剧。
投资方肯定有投资方的要求，比如他们要李连杰不停地打，打完之后就飞，觉得现在没飞够。但其实我都没有妥协，比如他们要更多的动作场面，我其实就只拍那么多，而不是拍了很多场景然后剪掉，所以没有办法找更多的动作场面加进去，除非再回去补拍、再加钱。
这次中外投资方意见都蛮统一的，其实连韩三平都说：“小心他们穿得破破烂烂的，中国观众不一定喜欢啊。”他看到海报、剧照不停跟我说：“可辛啊，我们还是喜欢穿得漂亮一点的。”
我一直都在跟他们说：“你放心，进南京，进南京就不破烂了。”其实进了南京还是没有那么多颜色，因为那是写实的戏，怎么会进南京突然间就变成很美？但南京是最后拍，他们一直在等南京，结果等到南京，影片也差不多拍完了，他们看到了整个故事，只要入戏他就不会在乎南京不漂亮，不会觉得在要求别破破烂烂。
好在我是监制，我觉得我懂观众。发行商是永远保守的，因为他们只看到票房，票房其实不一定代表观众的喜好，因为票房有时候是你在强迫观众只喜好一样东西，所以票房不是百分百的真实。大家说票房是硬道理，但是因为是我们造成的这个道理，因为我们一直不改，给同样东西给观众，观众没得挑也就收了。
我觉得作为电影人，我们要比观众走在前面，但不能前太多，就前那么一步，往前两步可能都会危险，但你不知道每次是走前一步还是两步，因为你不知道观众其实站在哪儿。我以为《如果·爱》是走前了一步，但现在看来是走前了三步，每次都到上画那天，你才知道观众怎么接受你的戏。
这一次其实是真的挺喜出望外的，因为我觉得这部电影，其实主题上它其实并不是那么商业，它在手法上很商业，它主题上——因为它其实挺沉重的，其实观众基本上应该不喜欢很沉重的戏，起码所有人都说观众不喜欢很沉重的，所以这次其实——就是说就每一次你都在赌，在赌你究竟比它走前多少。
当然你可以不赌，不赌就是永远走它后面，你就不用，但走它后面的话，电影就很不好看，而且很快这个工业就会垮下来。香港八九十年代为什么垮下来？就是因为都走在观众后面。
知识分子和土包子
银幕上很多战争，银幕下也是战争，跟不同投资方较劲。
我没有试过在剪片的时候面对那么多政治，所有投资方合起来去希望攻击我拍的版本，最主要的是这个电影太沉重了，不像商业电影。我问投资方，你一早就看到剧本，知道是一个沉重的戏，为什么还投？投资方有时候有勇气，是一种浪漫，就跟兄弟情一样，大家都想做一番事情，结果事情做出来了又开始担心，觉得戏太灰暗了，灰暗不是指颜色，而是人物，人物没有出路，包括几场戏，有些在内地没有了，血腥的。
大家都喜欢震撼，但又不喜欢真的把你震到的东西，没有出路的东西，真的让你回去想半天的，你就不要开。
比如徐静蕾的戏不够也是反规则的，海外永远要爱情，大家常拿来比较的就是《勇敢的心》，我觉得那部戏很假，但是大家都喜欢。尤其是女人戏那段，好莱坞一定要有那段戏。
中国今天市场开始开了，但是还不健康，有不健康的不好，也有不健康的好。对电影的审查，这个审查还不是电影局的审查，而是投资方的审查，去到好莱坞的平衡、艺术，这部戏一定拍不了。主题、结果，好莱坞一定有8个穿西装的人来跟你商量，能不能不杀徐静蕾，能不能把两个强奸犯换两个年纪大一点的人……
这是一部不容易吃下去的戏，但一部这么大投资的戏，就不能那么不容易吃下去。它违反了很多商业电影的规则，用了很不商业的电影手法去拍。
第一违反了友情浪漫，谁都在等待英雄本色，结果出来这些人都没情没义。商业电影要把所有观众的情绪集中在一个点，一路打反派，这部电影你不知道该站在谁的立场。尤其是这么大的商业电影。
其实我觉得绝对跟《英雄本色》不同，《投名状》是血淋淋的。道德观也是，中国电影的道德观跟美国的道德观一样都很保守，要黑白分明。
正派主角刘德华会站出来大义凛然地说：“强奸有什么不对，我们每天都在做。”然后李连杰出来一定要杀两个少年强奸犯，这就是极度违反规则的，因为我让正派做了反派的事，让反派做了正派的事情。观众可能当时都觉得刘德华是对的，但其实回来再想，刘德华怎么可能对？那两个人刚刚强奸了两个女孩。这在好莱坞绝对不会发生，不管汤姆·克鲁斯还是汤姆·汉克斯，都绝不会去杀小孩，人物也绝对是黑白分明。
我们用了很紧的剪辑方式，把观众哄到觉得李连杰很有心机的情绪上，看的当时观众不会分析，但要看第二遍之后，或者回去细想才会发觉，那是特别别扭的。
那场戏是我最喜欢的一场戏，也是我最坚持的。跟我最铁的搭档反对，刘德华反对，李连杰反对，所有人都反对，这场戏不能拍，这场戏是在讲什么？这是违反投名状的。但我就是觉得一定要拍，这是一个转折点，是知识分子跟两个没念书的武夫真正的磨合，影片是讲兄弟结义的“投名状”，但实际上“投名状”是假的。
但这个我开始不能讲出来，否则投资方就不让我拍，投资方要看的就是兄弟情、桃园结义，三个很好的朋友因为一些事情结果改变了，但我一直想讲的，知识分子跟武夫不是朋友，也交不了朋友，知识分子根本不把武夫当成朋友，他们其实是没有友情基础的。我使劲要告诉大家，人可以变坏，本来是共患难，结果不能共富贵。但我要讲的是他们从来就不能“共”。
后来刘德华和李连杰还是不能理解，他们开玩笑跟我说：“导演就是知识分子，我们就是土包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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