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5月29日
南方周末
戏里戏外大将军
2007-12-12 13:43:00 来源:
孤独的英雄，一个人的戏剧
54岁、一贯以“儒雅”见称的濮存昕这次出演腆胸叠肚、以征战为乐但不以战功为荣的赳赳武夫马修斯。
“他是一头雄狮，而我是一个静态的人。换一个条件比我好的演员不用我这么费劲。他最大的特征是能量，我没有自如释放出那种能量，我是做出来的。”濮存昕说，为了演好寇流兰大将军，他曾想去动物园看狮子和老虎。
话剧百年，濮存昕以“院长”之尊要参加8个戏的123场演出。9月到11月，他在“大将军”、《白鹿原》、《李白》、《万家灯火》等若干戏的若干角色之间穿梭。林兆华对濮存昕网开一面，别的演员必须背下台词，而濮存昕可以拿着剧本上排练场。
“我跟林兆华的合作，对他的信任高过我自己的兴趣。我相信他一定能做出异样的东西。”演完《白鹿原》，在离“大将军”开演仅仅十三天的时候才纯粹投入排练的濮存昕坦言，自己一直是“云山雾罩地跟着走”。不过，云山雾罩至少有一个好处，摒弃先入为主，“就像画画一样，开始时草稿、底色、虚笔，而很多人一上来就是实笔。”濮存昕说，避免莎士比亚诗一样的台词流丽地脱口而出，避免用手捂脸表示痛苦，是林兆华的要求也是他的自觉。
“我跟演员说，不要一味地体会角色，一个演员在台上至少有三个状态：一是角色，一是演员自己，一是他对社会现实的态度。”林兆华说，“否则台词说得再漂亮，动作做得再漂亮也是常规表演。”
于是，观众看到濮存昕在台上汗流浃背地奔跑，努力向一个率性而为的鲁莽汉子的方向靠近，拒穿粗麻大褂的时候透露出戏谑、讥诮；与敌人舞剑像打太极一样轻柔缓慢。吸取戏曲表演的程式化及其对舞台假定性的尊重，林兆华濮存昕亦步亦趋。
“对那些毫无主见、散布着臭气的无知百姓，我不会奉承他们，随他们怎么看我，我只请他们看着自己……多年的尘土谁也不敢清扫，堆积如山的荒唐错误，积重难返，谁也不敢登高一望，将之戳穿。”当台上的寇流兰说着这些台词的时候，坐在记者身边的观众嘟囔：“濮存昕这不是在演自己吗？”“濮老师头顶上有一个光环。”在“大将军”中饰演角色的青年演员说。
头顶上有一个光环的“寇流兰”自然而然成为戏里独一无二的主角、悲情的英雄。相形之下，群众是出尔反尔的群氓，护民官是假民众利益实现个人野心的阴谋家。
人民的力量
“护民官处于人民和贵族之间，这个戏因为他们才存在，不是因为贵族，不是因为马修斯。”副导演易立明说，“我不想把任何人变成小丑。我们说历史的小丑，其实历史中的小丑往往是历史当中最坚硬的角色。”
易立明理想中的护民官是非常阳光、硬朗的角色，“这样的话几方的张力就能形成，历史的转折，人类的悲剧，不是某一类人造成的。所有的人都在其中，要说责任都有责任。”
“现在的戏可能还有一些概念化，因为它确实跨越了我们在当代中国创作的界限。护民官放到今天不就是人大代表吗？”
在人艺版《大将军寇流兰之悲剧》中出演护民官的是老演员严燕生和年轻演员傅佳。傅佳新近调入北京人艺，此前，他是总政话剧团的演员。在部队给战士演出一场可得10元钱补贴，给军官演出补贴30元，为补贴家用，傅佳翻《精品购物指南》，记下几家婚庆公司的地址，骑着自行车，东南西北城绕一圈，找了几份婚庆司仪的兼职工作。“大将军”之前，傅佳在林兆华执导的话剧《火葬场》里演一个刺探人们内心隐秘的秘密警察。记者笑称他成了“制度化坏人专业户”。“也不是坏人，”在总政一贯演“高大全”的傅佳反复说，“是有心机的阴谋者。”
易立明认为，“制度化坏人”仍是概念化的理解。为了让跟英雄相对的一端力量更强，易立明让助手从北京郊区新发地找来百余名民工，让老演员做形体指导，给他们排练一个晚上加一个白天，成为舞台上挥舞着棍棒的罗马市民。“我用民工是有传统的。我和牟森做实验戏剧《爱滋爱滋》的时候就开始了。1995年，我还带民工去布鲁塞尔艺术节。他们在工地上是民工，到舞台上就是演员。在外国，白天干活，晚上当群众演员的有的是。人民的舞台为什么人民不能上去呢？他们不是道具，他们的状态是演员演不出来的。他们潮水般的那种动态是非常强的一端。”
幕间休息，南方周末记者在后台看到了这些白天做工、晚上演戏的“人民”。他们在后台休息室抽烟，有一脸懵懂未脱的半大孩子，有头发竖起落满白灰的汉子，也有脸如木刻刀削一般的妇女。他们的动作神态与台上毫无二致。小保安想制止他们在室内吸烟，没人公开反对，但也没人买账。
与民工演员一起成为“人民”符号的是摇滚乐。拿到剧本，易立明就想什么样的音乐跟《大将军寇流兰之悲剧》匹配，“有力度又简单”，“摇滚乐是真正人民的音乐，几十万人参与。所以我去听北京几乎所有的摇滚乐队”，最后选出“痛仰”和“窒息”。
按照易立明的设想，第一幕民众暴乱的音乐要“震动得坐不住”，不是听觉而是整个身体，直接打到观众的心脏里。但是，“我们的音响太差了，没有低音。而摇滚乐最重的分量要靠低音。”结果，震撼人心变成了锣鼓喧天。“像这样一出戏是要在一个剧院鼎盛时期才能做的。任何一个剧院，如果不是一个剧院非常强大，做这样一个戏就会非常平。”易立明说。
英若诚在病榻上翻译的剧本用于舞台演出略显艰涩，林兆华和易立明参考朱生豪、林语堂的译本，也不理想，“林语堂用的是二三十年代的民国语言”。易立明请来联合国前首席传译员廖端丽，把原剧本从古英语翻成现代英语。廖端丽工作12天，报酬10万元，林兆华和副导演易立明一人垫付5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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