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编剧没空罢工
《士兵突击》编剧曾面临退伍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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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面上的中国编剧，收益大于牢骚，工不罢也罢。市面下的，罢还是被罢，这是个问题

《士兵突击》庆功宴，主创团队忙得一团和谐　郑福德/图

    美国编剧罢工仍在持续，中国编剧们依旧各忙各的。后者大多昼伏夜出，生物钟接近美国人，对自己收入的不满也接近美国同行。但是不满归不满，化为行动，最多是几句牢骚，一声叹息。

1993　“革命就是这么干起来的”
    “没名的编剧罢工，找死呢。著名编剧不一定愿意罢工，他们拿得最多，凭啥照顾新入行的编剧？再说，咱们现在也没导演行会、制片人行会，制片人有行会才好去跟电视台谈价钱。高端还没有，低端就更没戏。”半夜12点，石康克服了初见面时的小结巴，谈兴越来越浓。
    他刚与电视台一个节目组吃完晚饭，节目组约他谈热播过的《奋斗》，以及刚刚出版的同名小说。对方问他能不能提供些照片，他一口回绝：“没有。”“那能不能在现场给我们表演一下才艺？你不是挺喜欢打球吗？”“我一作家，去电视上挥拍子打球去，这叫什么啊？”
    1999年，石康也曾以类似的口气对自己说：我一作家，写那些烂剧本，这叫什么啊？当时，他已经做了6年编剧，写了一百多集剧本。
    石康是北京人，哈尔滨工业大学硕士毕业，毕业后在公司做了一年编程，然后成为北京第一拨自由撰稿人。文学理想靠给文学期刊投稿实现，生活问题则靠做各种“碎垃圾活儿”解决：纪录片画外音、MTV脚本、小品、相声、舞台剧、电影剧本……“只要给钱就写”。1993年，25岁的石康第一次接到电视剧剧本的生意。开始时，一集拿1200元，和其他几个编剧一起写。当时他不知道剧本为何物，就找来《电影文学》之类的杂志，再找些影视剧参看，照葫芦画瓢，倒也有模有样。到最后，其他编剧的稿子被毙掉很多，石康完成了20集里的十六七集，稿费也涨到一集2000元，平均3天写一集。这是他当时做的各种“自由撰稿”里，报酬最优的。
    当时正是民营资本进入影视业之时。也正是在1993年，刘震云写出了他的第一个剧本《一地鸡毛》。刘震云比石康长10岁，农民出身，当过兵，后考入北大中文系，1987发表《塔铺》成名。两人同年开始做编剧，但是出手有高低。
    《一地鸡毛》电视剧由刘震云的中篇小说《一地鸡毛》和《单位》改编而成。小说1991年就发表了，还曾被张艺谋买下电影改编权，找了万芳改出一个剧本，打算在重庆拍，但是后来不了了之。1992年，刘震云在《农民日报》的同事高山找到他，说自己的家族企业在东北经营得很好，想投钱把《一地鸡毛》拍成电视剧。
    刘震云已经记不清楚高山付给他10集剧本的报酬是6万还是12万元，他只记得那天高山戴着蛤蟆镜，穿了一件风衣，拿了一提包钱给他——当时钞票的最大面值是10块。从此高山成了制片人，刘震云成了编剧。
    剧本是刘震云用在德国开会的时间写出来的。当时他和苏童住一个房间，苏童出去逛街，刘震云就在宾馆对着自己的小说学写剧本。当时莫言的《红高粱》已经被拍成同名电影，苏童的《妻妾成群》则被改成《大红灯笼高高挂》，他们三人还都曾参与王朔牵头的“海马影视创作室”。在把作品改成影视剧这方面，刘震云觉得不必清高。
    1992年的刘震云和石康差不多，不清楚电视剧本长什么样，甚至连电视导演和电视剧导演的不同都不知道。后来找导演时，他和高山先是找了拍《河殇》的夏骏，夏骏告诉他们：我拍的是电视专题片，不懂电视剧。又找了拍《流浪北京》的吴文光，吴文光告诉他们：我拍的是人文纪录片，不懂电视剧。第三次，他们终于找到了一个懂电视剧的人——刚拍完电影《北京杂种》的张元。张元又找来陈道明、蒋雯丽两位主演。可是开拍没多久，当时的广电部就下了禁令，多方打听之后，得知原因是张元的《北京杂种》没送审就去国外参加电影节，上了黑名单。
    高山和刘震云没放弃，又把剧本交给了王朔，王朔看完把本子推荐给了冯小刚，时间已是1993年。当时的王朔已经凭《编辑部的故事》确定了他在电视剧行业的江湖地位。而冯小刚刚拍完《北京人在纽约》，从郑晓龙——另一位“江湖大佬”、北京电视艺术中心制片主任——手下的美工、编剧成长为执行导演，借着王朔的招牌，拉了一笔投资，雄心勃勃地开了专做影视剧的“好梦公司”。可惜投资在请客吃饭方面花得所剩无几，冯小刚的剧本却总也写不出来。
    幸而《一地鸡毛》及时出现，用冯小刚自己的话说：“如果说《编辑部的故事》是我作为一名编剧，在王朔创作风格的引领下，跨出了坚实的一步；那么《一地鸡毛》，则是我作为一名导演，在刘震云创作思想的影响下，创作上走向成熟的一次飞跃。”陈道明在剧中扮演了扔在人堆里根本找不出来的小职员小林，在刘震云看来，那是陈道明最出色的一次演出。
    电视剧拍完了，要发行。冯小刚和王朔找来一位代理人，对方提出要收15%的代理费。制片人高山的老婆急了：凭什么给那人？小女子背着《一地鸡毛》的带子，坐火车挨个电视台去推荐，一趟跑下来，片子竟卖到香港、台湾去了。据高山告诉刘震云，整个剧集投入大概100万元，光卖给香港一家电视台的价钱就赚回来了。“说明这事真容易！”刘震云回忆到这里拍着桌子笑了起来，“革命就是这么干起来的。”
    如果说以王朔、郑晓龙等人为中心的圈子是1990年代初电视剧制作业的第一梯队的话，像唐大年、石康这样的年轻人，则成为数量更大的第二梯队。在那个市场刚刚开放，人心浮动的年代，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加入到这个行业。
    同样在1993年，20岁的兰晓龙考入中央戏剧学院学编剧。兰晓龙在湖南一个“民风剽悍”的小城市长大，是“一个书包里揣着莎士比亚和杀猪刀的混子”，高中时的课余主要活动是“冲街”——“就是去以街为小帮派单位的地盘挑衅，如果没被削趴在街上，你就出名了”。亲友们都没想到这个成绩极差的“混子”，竟然在荒诞派戏剧里找到了认同感，满怀虔诚地考入了中戏，毕业后还去了军队文工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