摆脱“土匪史观”跳出“内战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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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宋孔陈四大文档先后入驻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院，最为瞩目的蒋介石日记已开放到1945年。本专题全面展示日记内外的传奇。
包罗宏富的胡佛“近代中国文档”业已成为近代中国记忆的第三中心，学者认为这些史料足以改写近代中国历史。

1936年12月27日，西安事变后回到南京的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晓见汉卿，彼欲强余以实行改组政府而毫无悔祸之心，余乃以善言慰之并实告以军法会审后，特赦并予以戴罪图功之意，彼乃昂昂然而去。” 　本专题由胡佛研究院供图

    南方周末：蒋介石日记开放已经两年。作为蒋介石研究权威，您与台湾史学家吕芳上先生对蒋日记开放的评价非常接近，您说“可以改写中国近代史”，吕先生说“民国史应该重写”。
    杨天石：蒋日记记载了国民党在中国近代史上许多重要政治活动的内幕和决策过程，有助于我们了解蒋介石的生平、思想和他隐秘的内心世界。比如，开罗会议之前，宋子文突然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消失了，如此重要的会议，中国的外交部长却没有参加。中美许多人都在猜测，宋为何失宠？蒋宋之间发生了什么？这种猜测即使在宋子文档案全部开放后也没有解决，为什么？这要看蒋的日记。因为，蒋日记记录了这一时期蒋宋冲突的原因及其过程，使我们知道，原来是因为史迪威的去留问题。
    中国近代史原来的解释，建立在国共两党政治斗争的基础之上。在近代中国，国共两党既有合作也有分裂。其中对立最为严重的时期是1946年到1949年这一段，任何一方都试图打倒和消灭对方，你死我活。在这一情况下，两党都对中国近代史形成了自己的解释视角，都要运用历史为当时的政治斗争服务。因此，这个解释的特征概括来讲，可称“土匪史观”：彼此互称为“匪”，“蒋匪”与“共匪”，其核心为一个“匪”字。
    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张玉法教授曾说：“多年来的中国近代史贯穿了土匪史观。”双方历史学家都在努力证明对方是“匪”，而不是今天国共两党和解后的“贵我两党”。在这种“土匪史观”基础上所产生的一些基本结论怎么能站得住脚呢？比如，我们曾经称国民党为“大地主、大买办、大资产阶级”利益的代表。最近几年，甚至还有这样的观点：“国民党和蒋介石都是假抗战，不是为了中华民族的利益，而是受英美帝国主义主子的指使”，这种史观导致出很多荒唐、谬误的观点也就不足为奇了。
    南方周末：您是什么时候提出要重新、科学地解释近代史？有何背景？史学界有没有不同意见?
    杨天石：是我在1995年赴台参加纪念抗战胜利50周年研讨会期间提出的。那次会议，大陆有31名历史学家参加，规模庞大。当时一位台湾的年轻学者非常兴奋，在中研院楼上开玩笑地高喊“‘共匪’来了”。我得知此事后在会议闭幕式上发表过简短讲话。我说，过去，国共两党彼此都叫对方为“匪”，历史证明，两方都不是“匪”。张玉法院士在我后面讲话，他把这种中国人互称为“匪”的情况，总结为“土匪史观”。从那以后，我就深感，有必要重写中国近代史，彻底摆脱这种“土匪史观”的影响。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的中国近代史研究有很大的发展和进步，许多著作令人耳目一新，但是，不能不承认，我们有些著作的观点仍然很陈旧，保留了“土匪史观”这样那样的影响。极少数研究者，甚至还想把中国近代史的研究拖回到上世纪50年代。
    南方周末：与传统的历史观相比，你对研究国共关系、研究蒋介石和国民党乃至整个近代历史作何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