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两种教条主义中解放出来——专访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林毅夫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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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更好地理解胡锦涛总书记的十七大政治报告，本报在第一时间采访了受邀列席开幕式的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林毅夫教授，以及中央党校经济学部主任王东京教授。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林毅夫教授　　Phototex/图

复兴之梦并不遥远
    南方周末：您在现场听胡总书记的报告，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林毅夫：我感到很兴奋。中国的文明曾经是全世界最鼎盛的文明，但鸦片战争以后一落千丈，沦为“人为刀俎，我为鱼肉”。怎样复兴中华民族，可以说是几代爱国知识分子孜孜不倦的追求。总书记在报告中回顾了过去五年的工作，回顾了改革开放的进程，谈到我们现在已经是世界第四大经济体、第三大贸易国、第一大外汇储备国，可以说，这是中国近代史以来最好的一段时间。
    报告强调科学发展观、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可以看到中国共产党的政策方针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面对问题，不回避问题，根据新时代面临的新形势，借鉴外国经验，立足中国国情，提出创新的解决方案。所以我相信，经济发展会是又好又快，2020年是可以实现全面构建小康社会的目标的。从总书记的报告中，让我们看到几代爱国知识分子所追求的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不再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
    南方周末：这次报告花了不少时间阐述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那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中国未来的经济体制改革会有什么样的现实指导或影响？
    林毅夫：非常明确的是，大方向仍然是“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是不动摇的。
    不过在发展过程中，中国也不断面临新的问题，资源的使用比较密集，环境压力加大，在发展过程当中，虽然总体收入增长很快，但是城乡、地区、收入差距一直在扩大，社会事业的发展相对不足，一些低收入群体温饱问题的解决有一定困难等等。这些问题必须解决才会有社会的和谐。
    这些问题的解决应该是在发展的前提之下。总书记的报告对科学发展观进行了相当完整、系统的阐述，提出“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我觉得这些战略方针都是非常有高度、有针对性的。

首提一次分配也要讲公平
    南方周末：在深化改革方面，您觉得十七大有没有什么核心的理论突破？
    林毅夫：这个大概党的理论家会进行总结。我自己的体会是，十七大报告解决了举什么旗、走什么路，以及如何举旗、如何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最大的理论突破则是“科学发展观”。我想在中国共产党的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科学发展观应该是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一个继承和发扬，同时也是一个新的发展和突破。等将来我们回顾历史的时候，一定会认为“科学发展观”是指导中国二十一世纪发展的一个很重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也是我们党执政兴国的理论基础。
    南方周末：我们注意到，报告在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中的一次分配上提出了一些新的思路，指出在一次分配上要更加注重公平，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等。您之前也一直在呼吁，初次分配要实现公平与效率的统一，不过理论界对此一直存在分歧。您怎么看待这次报告中对一次分配的新提法？
    林毅夫：这次报告对收入分配问题进行了相当多的阐述。确实，在提法上跟过去也有一些不同。我个人也感到特别高兴。因为前段时间理论界一直在争论这个问题。过去我们常讲，一次分配重视效率，二次分配重视公平，就是在强调效率的一次分配中不能同时强调公平。这次报告提出，在一次分配过程中必须也注重公平；在一次分配当中，劳动收入占分配的比重要增加。我想，作为党的文件，这是新的提法。
    南方周末：那现在中国劳动收入占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大概是多少？
    林毅夫：从1990年代初的60%下降到现在的40%。
    南方周末：那您认为什么样的比例是比较合适的？
    林毅夫：不能简单地说一个比例，这应该是动态发展不断提高的过程。发达国家劳动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例一般在80%左右，发展中国家，比例较低，达到发达国家的水平需要有一个过程，我们现在的问题是这个比例在下降。

同时从“左”的和西方新的教条主义中解放思想
    南方周末：如果撇开执政党的理论体系来分析的话，很多西方经济学家把过去5年胡温新政解读为 “左倾”，或向“左”偏。
    林毅夫：这是按照西方的理论来看的说法。理论的目的是什么？理论应该帮助我们了解现象，引导进步。中国当前比较大的问题之一是收入分配和社会发展问题，那么我们就要去解决这些问题。在国外，一般牵扯到分配和社会发展领域的政策都被认为是“左”的政策，所以国外的经济学家是从他们的角度来看中国问题。
    但是，如果中国的收入分配、地区差距、社会发展滞后已经是相当大的问题，而国家政策不去关注并设法解决的话，那么社会矛盾就会越来越大。所以，政策的制定并不是为了满足某些人的理论标签，政策应该是针对问题、解决问题。
    南方周末：所以中国是问题主导。
    林毅夫：是。我们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
    关于“解放思想”，我自己体会必须从两种教条主义中解放出来：既要从过去左的教条主义中解放出来，同时也必须从西方新的教条主义中解放出来。
    二战以后，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都是根据当时主流发展理论来制定发展政策，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积极推荐这些政策，结果搞得一塌糊涂。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东亚经济采用的政策以当时主流发展经济学的理论来看是错误的，但是它们的经济却发展得非常好。
    同样，1980年代中国开始进行改革后，其政策不断受到西方主流理论的批评，但中国发展得非常好。而其他那些按照西方主流的华盛顿共识来制定转型政策的国家又都搞得一塌糊涂。
    所以，解放思想，其实就要从这两方面同时来解放，这样才能真正根据我们自己现在的发展阶段，对现在面临的问题着手解决，这才是实事求是。就像在一条高速公路上开车一样，有时候需要向左，有时候向右，但那不是偏左，也不是偏右，而是根据道路的情况做出的反应，否则就会撞车，达不到终点。
    南方周末：是否可以这么说，中国的改革历程其实是挑战西方主流经济学一些理论的。
    林毅夫：我觉得是，因为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依据的是西方发达国家的发展事实，而不是发展中国家发展中的事实。
    南方周末：现在普遍认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受制于行政管理体制乃至政治体制。您认为十七大报告在这方面有何突破吗？
    林毅夫：我觉得对这个问题关心是必要的，发展中国家不仅生产力水平低，而且，各种制度的发展也相对不成熟，所以，我国在行政体制乃至政治体制上都需要不断完善。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世界上有哪个国家同时遇到世界上两个最难的问题——发展和转轨，而同时还能保持经济这么长时间的高速发展以及社会的稳定？找不出第二个政府来！所以，如果要我来给中国政府评分的话，我会给A。这一点我们必须承认。
    当然，我们不能自满，就像胡总书记在报告中强调的必须有忧患意识，对存在的问题不能麻木不仁，必须根据科学发展的要求，不断给予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