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做了别人不便做的事情中华文化促进会这20年

1990年代初，各级政府领导普遍反映，与海外华人打交道时很难找到共同话题。前全国政协主席李瑞环发起倡议，成立 “中华民族文化促进会”，用“中华文化”这个“共同语言”代表中华文化发声。

组织后更名“中华文化促进会”，参与者包括中央领导在内的各级领导干部，而一直保持“非政府组织”性质。

2012年9月1日，“中华文化促进会”将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举办成立20年庆典。

“文促会”，全称中华文化促进会，初诞生时叫“中华民族文化促进会”，虽然副会长再加常务理事当中有31位部级领导，虽然而后这些年出席、参加过文促会活动的不乏中央领导，文促会却是如假包换的民间社会团体——不花国家一分钱；在自我简介里，它的成长和发展历程，“从一个侧面体现了我国公民结社自由宪法权利的实现；体现了社会主义民主的日益完善”。

文促会的诞生与“语言”有关，创会倡导人是前全国政协主席李瑞环。

1990年代初，改革开放如火如荼。当时的各级政府领导普遍反映，与海外华人打交道时没什么共同话题。李瑞环跟叶选平（时任全国政协常务副主席）、萧秧（时任四川省省长）、阎明复（时任民政部副部长）等都认为，不少海外华人对共产党、社会主义不理解甚至不赞同，但他们热爱中国，中华文化是我们的“共同语言”。

中国的官方文化是社会主义文化，“中华文化”是更宽广的概念，由非政府组织代表中华文化发声，显得顺理成章。李瑞环倡议创办文促会，具体工作落到时任文化部长高占祥身上。

领导牵头，文促会筹建一帆风顺。1992年2月29日，文促会成立大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

体制外的优势

“文促会”成立，第一任会长叶选平签署任命，由王石担任文促会常务副秘书长。成立大会散去，王石环顾左右，压力顿生。文促会成员级别很高，名头很大，但平时很难找到。驻会办事人员只有五六个，很多琐事王石不得不亲力亲为；没有财政拨款，他手头只有3万元创会费。

身为文促会第一届常务理事的谢瑞麟捐出王府井柜台价值150万元港币的珠宝；台湾前“副领导人”陈诚之子陈履安先生创建的一家基金会也慷慨解囊。王石几番化缘，手头儿有了点钱，可以做些事情打响文促会的名号了。

1992年6月，王石到沈阳出差，火车车厢里响起李劫夫1962年创作的歌曲《我们走在大路上》。作为那个年代过来的人，王石感慨万千，展开烟盒，写下了“20世纪华人音乐经典”的构想，那一夜王石被自己的思想激动得整夜没睡。

构想得到会长叶选平、秘书长萧秧的支持。“我们身处体制之外，办事没有繁文缛节，想得快，决定快，执行也快。6月刚有创意，年底已经评完了。”王石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与大陆以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