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与人】找回那一张张中国人该有的脸

近年来读《红楼梦》，渐渐留意起贾政来了。贾政行事正统，律己甚严，奇怪的是，大多数读者并不喜欢贾政，这位“谦恭厚道”的政老爷人品不坏，缘何这么招人烦厌呢？思来想去，贾政的性情大有问题，通览全书，贾政既无能又孤独，儿女亲人相聚谈笑，他一出现大家就敛声屏息，顿感索然无味，贾母常不得不“撵他出去休息”。对此，清人涂瀛评论贾政“迂疏肤阔，直逼宋襄，是殆中书毒者”。

那么，贾政中了何种“书毒”呢？原来这位官居工部员外郎的政老爷为求仕途经济，所读之书不外乎宋儒之理学或极意曲解的儒家经书吧。宋儒道德感极为强烈，严肃有余，紧绷过度。道德不是不能谈，然须有好的性情相辅，尚需配以大的胸怀，否则就流于虚饰空华，惟知以大义责人，反增加生命负担，就像贾政整天端着道德的工架，迂腐古板，令人亲近不得。

素来关注文化重建的薛仁明，感于“贾政式”人物日见其多，遂写《人间随喜》一书来重寻中国人的性情之美，破除某种道德优越感，直入生命本真的情境。中国人自有好性情，只是忘记了归路，认他乡为故乡，执迷彷徨，薛仁明意在为民族的性情招魂，“找回那一张张中国人该有的脸”。

不过，这件事做起来何其难也！五四以降，承宋儒余绪的知识精英们感时忧国，救亡心切，将中国之不振全归罪于传统的因袭，汲汲不倦于改造国民性，恨不得腾空脱离脚下的文化土壤，折腾了半晌，到最后连生命如何安顿都成了问题。五四运动最初尚有一种朝气，吸纳新知，扫除淤滞，不料其后激进思潮的洪水竟冲垮了故国文明的堤岸，打倒传统的浪潮连成汪洋一片，一时狂澜倒立，裹挟时代人心，直到“文化大革命”的惊涛骇浪将神州大地扫卷得仅存残山剩水，中国人这才反省过来身家性命到底系于何处。“文革”虽草草收场，整个民族的文化基因却突变异化，温柔敦厚一变而为乖戾僵硬，遍地愤青，动辄骂娘，高悬道德标杆，故作大义凛然，一言不合，帽子奉上，清明爽朗之气尽失矣！即以读书人为例，薛仁明在大陆所见已是“忧郁干枯，普遍是更急躁，也更容易激愤”，连四民之首的士尚且如此，其余可以想见。

我们原来并非如此。“凡人处世，惟当常寻欢喜。欢喜处自有一番吉祥景象。”说这番话的是君临华夏的异族帝王康熙，他自幼于圣贤之教耳濡目染，才能道出中国文明的通关密码，“作事勿太苦，待人勿太枯”，既得人身，就要对人世生出欢喜心，不可有苦相，一落苦相就已是不吉了。试去翻翻儒释道的典籍，孔门颜回居陋巷不改其乐，庄生妻死鼓盆而歌，释迦讲经后大众欢喜奉行，哪里有愁苦的影子，哪里让人化不开，放不下呢？即使那位主张全盘西化的胡适之先生也不染思想革命先驱的端然忧色，永远春风满面，温煦和蔼。薛仁明眼光独到，说胡适之的气质乃是“不酸不腐且温柔敦厚的最好的儒家气质”。相比之下，我们今人反倒颓然若丧家之犬，忧郁焦躁，惶惶然不知栖止，薛仁明的书来得及时：重新关照生命性情的时候到了。

须知我们是诗的民族，中国人的性情有了诗方可有余裕从容。关于这一点，薛仁明体悟尤深，谈得最妙，“诗，是中国人的开豁与解脱，‘诗的意识’，是放得开，宕得开；是眼前当下，一切俱足。”礼教易流于形式，诗教恰起补足之用。不学诗，无以言，正因为有诗，中国人才不拘隘逼仄，物与神游，悠然天地之间，深宏阗远，不纠缠细枝末节；也正因为有诗，中国人对美才格外敏感，一兰一草，一竹一石，亲敬无隔，皆成其为好。

性情之正，在调伏其心。古人讲，涵容待人、洒脱养心，这些调心之法当为今日躁郁时代一剂良药，可惜读书人不愿在此用力，也不愿担荷教化之责。薛仁明不客气地批评道，这些读书人陷于学理概念，执于道德理想，“个个嘴巴高喊平等自由，骨子里却多有傲慢”，“比一般人容易焦虑，容易不安”。这些读书人或大织学术毛衣，一味敛束清肃，有秋杀无春生；或从事文学创作，耽溺阴郁情调，有自怜而无清宁。自性不明，自身不安，何谈启发民智，遑论予人慧命呢？

职是之故，薛仁明《人间随喜》以自受用的经历，提醒我们补修中国学分，着意人生修行，将“错失的中国传统再度绾合起来”，使生命的自信、厚实与安稳成为可能，如此，中国人的性情之美将会再度重现，“路上有景致，人家有笑语”的文明之境离我们也就不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