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审视圣雄的遗产——在甘地遇刺60周年之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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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在很多关口上，几乎完全靠甘地个人的魅力和意志挡住了暴力革命的洪流
幸运的是，甘地的主要政治对手是遵守基本文明规则的英国人。在英国统治下的印度，甚至在南非，他都可以在媒体上公开发表抨击政府的文章。即使被关进监狱，也能受到文明的对待，这在很多国家可以被当做是奇迹。
甘地的妥协是对对手发自内心的尊重和善意，他不愿意用强权让对手屈服。甚至在己方力量占据绝对优势的时候，他也会针对哪怕对手的一点点让步给以最大的善意来回应，甚至主动作出让步，以致无数次让他自己的同志都怀疑他是叛徒。
甘地以几乎单枪匹马的努力，挡住了仇恨和报复的嗜血波涛，以个人信念为一片土地和它的人民在苦难煎熬中的重生之路带来了温润的道德色彩；他所崇尚的宽容和妥协，他对野心和暴力的憎恶，为印度这样一个历史文化矛盾极为复杂的多元社会向现代民主体制的转型和制度化营造了适宜的文化土壤。

甘地率领印度群众徒步去抗议英国殖民者垄断印度盐场

    至今甘地被称作“非暴力不合作之父”，毫无疑问他是第一个把非暴力不合作的理念提升到如此实践和哲学高度的公民领袖。从马丁·路德·金到纳尔逊·曼德拉，都从甘地身上获得过启发。

非暴力不合作的局限
    甘地的灵感之一来自梭罗。梭罗说：“一个人如果认为国家的法律是不公正的，就有义务拒绝服从它。”他的著作在中国被翻译成《公民的不服从》，而实际上更准确的翻译是“论公民不服从的义 务 ”（on the duty of civil disobedience）。秉持这样的信念，意味着面对不义的强敌，既不屈服于敌人的意志，捍卫自己的尊严，又体现仁爱与宽容，在道义上让统治者屈服，并最终弃恶从善。
    1930年4月6日甘地在海边俯身抓起一把海盐，被很多人称作他一生中最经典的镜头。那是为了抗议殖民政府的食盐专卖法，甘地和他的78位弟子们发起，数以千计的人随着从德里到Ahmedabad游行达400公里，被称作“食盐长征”。英国当局最初只是看热闹，但当势头越来越大以后，便急于挥舞警棍去镇压。但打倒一批，接下来就有人顶上去。当记者把这一消息传遍世界，当世人看到甘地跟随者的克制和严格的纪律，任何宣称印度人素质低下、不配享有自治的言论就不攻自破，成了赤裸裸的谎言，那可说是号称文明世界代表的大英帝国最斯文扫地的时刻。
    有人认为甘地号召的非暴力不合作在用另一种方式展示人民的力量，用礼貌的方式表达威胁：我们的人可以填满你的监狱，接下来我们还有更多的行动。这种理解并不能算错。但甘地自己强调他的本意并不是威胁谁，而是表达“我很在意这件事，以至于我甘愿承担法律的惩罚，包括被关进监狱，牺牲我的自由，让你来理解我有多么在意这件事。因为只要当你见识到我的深度关切和我‘文明’的姿态，你就会不得不改变你对我的看法，而调整你顽固、不正确的态度，并且让我来帮助你理解我的事业的正义性。”不要忘记甘地不单是人所皆知的公民运动领袖，还是一个在大英帝国受过系统教育的律师。他要求他的跟随者，无保留地尊重即使不义的法律；强调只有高度尊重法律的人，才配投身公民不服从运动。他不允许他的跟随者用身体去阻挡别人；不允许辱骂；不允许毁坏物品；甚至不允许有秘密策划的行动，一切都要公开。
    甘地的信念如此坚定，以至在很多时候显得迂腐，尤其在二战中，他对国际局势发表了不少善意的意见，今天看来却不乏怪诞。比如他劝告捷克人、波兰人和犹太人，以非暴力的力量反抗纳粹；当丘吉尔呼吁国民奋起抗击纳粹时，他竟倡导：“你们可以邀请希特勒和墨索里尼随意征服你们的国家，征服你们被称作为属地的国家。你们也可以让德国人跨上你们的美丽的宝岛，占领你们的无数富丽堂皇的名胜古迹。让他们任意占领吧，但你们决不可丧失心志。”他还曾在墨索里尼入侵埃塞俄比亚时发表声明，敦促埃塞俄比亚人要“任人宰割”。他解释说，任人宰割的结果比反抗效果更大；当维西政府向纳粹投降，他又赞扬其“接受不可避免的结果，拒绝作一场愚蠢的屠杀的帮凶”的勇气；甚至试图用自己的道德力量去打动希特勒，为此专门写信，希望希特勒“意识到人类的痛苦”。信件被英国当局拦截了，不然恐怕还会闹出更多笑话。
    这恐怕只能解释为君子心度小人腹的一腔热诚，而幸运的是，他的主要政治对手是遵守基本文明规则的英国人。在英国统治下的印度，甚至在南非，他都可以在媒体上公开发表抨击政府的文章。即使被关进监狱，也能受到文明的对待，不仅依然可以与外界通讯无阻，甚至可以与在另一监狱的尼赫鲁互发电报，这在很多国家可以被当做是奇迹。
    甘地显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经历并不能普遍复制，对于对手非暴力的善意是需要条件的，当缅甸的僧侣倒钵请愿时，他们所展现出的谦卑和克制正是非暴力不合作精神的体现，而他们所反抗的邪恶，却没有可以对话的文明基础可言。
    不合作的实现还需要社会对消极自由的基本确认，当一个人可以非经审判而被剥夺自由甚至被处极刑，对此非但不能抗议，反而要人人过关表态支持，连沉默的权利都不可得，这种条件下任何形式的不合作都是困难的。不过甘地的理论从原理上讲也很难说是错误的：即使最不义的统治，也无法不依赖被统治者的合作而继续。这使我们可以认识人类所面临的困境，就像从佛教的角度理解“文革”这样的浩劫，这并不能只怪哪一个统治者，而是整个人类的共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