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03-26 22:34:00 来源:
当务之急是突破“鸟笼思想”
从1957年到现在，思想解放提了很多次，但往往陷入怪圈。必须创造思想自由、精神独立的大气候，中国才能吸收世界先进文化。
郑炎潮（广东省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前所长）
思想解放需要一个宽容、宽松、宽厚的大环境。2004年，即任仲夷去世前一年，任老和我单独谈了近四个小时。
我问他，目前改革最关键的突破口在哪？他回答：是思想大解放。没有思想大解放，改革不可能取得更大成就。接着我就问他，阻碍思想大解放的难题有哪些？他告诉我，市场经济姓社姓资的争论不存在了，但拿西化、自由化、私有化这些大帽子扣人还有市场，这个问题不解决，今天和今后都不可能真正解放思想。任老的话值得深思。必须创造思想自由、精神独立的大气候，中国才会出现思想大家、理论大家，才能吸收世界先进的思想理论，来创造中国的伟大思想、理论，中华民族才能真正崛起。
在这个前提下，思想解放可以从三个方面展开。
第一，需要总结六十年来思想解放的经验教训。思想解放不是今天才提，从1957年到现在，思想解放提了很多次，但往往陷入怪圈之中。1957年号召解放思想，大鸣大放。“文革”初期也是小字报、大字报，但这次所谓思想解放的结局大家都知道。改革初期要解放思想，主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但很快又是所谓“清污”。
到底什么原因使思想解放往往半途而废呢？今天怎么走出这个怪圈？老同志都很清楚，当年提过“鸟笼经济”，你放开市场可以，但是不能超越计划。这次思想解放，会不会转向“鸟笼思想”呢？解放思想可以，但不能超越某些框框。
第二，思想解放要从突破所有制结构理论入手。1981年，我就主张“中国必须大力发展私营经济”，但当时理论界一致反对，我就只好用八分钱邮票，把这篇论文寄给当时的省委书记任仲夷。不到五天，任老来电话，约我谈了三个多小时，肯定了我的研究成果。后来，私营经济这个理念就是广东首先承认，然后逐渐推广到全国的。我2004年跟任老谈起这件事，我们都很感慨，如果没有当年的决策者顶着风险，就不可能有今天私营经济的发展。
我认为在所有制结构方面，现在仍然面临着思想大解放的问题。2007年中国非公经济占GDP的比重超过60%，非公经济事实上成为主体，而我们的基本经济制度、我们的宪法仍规定公有制为主体。我们现在面临很多难题，为什么国营企业改革现在还是步履艰难？为什么很多垄断行业不允许非公经济进入？为什么很多民营企业贷款和上市遇到极大阻力？为什么我们在做强、做大民营经济时不敢大刀阔斧？为什么农村土地所有制改革不敢迈开更大步伐？我认为就是因为这种理论束缚，因为基本经济制度没有创新。
第三，今后三十年或五十年，改革任务更艰难。前三十年主要以经济理论的思想解放和经济理论的创新为主线，这使我们摆脱了贫穷。这当然很重要，但我们同时也要认识到，离开了政治发展、社会发展，经济发展就不可持续，中华民族就不能复兴。
今后我们面临的不仅仅是经济理论的思想解放和理论创新，而是综合性的思想解放和系统性的理论创新，要转向经济理论、政治理论、社会理论、文化理论甚至价值观的全面创新，形成一个综合改革的理论体系。
但无论是经济、政治还是社会、文化的理论创新，我们都必须以普世价值为尺度。过去三十年以财富的增长为主，我们以财富为标准衡量中国的发展。现在我们要用人的发展来衡量社会的发展，也就是用自由和普遍幸福做标准来看待发展，这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的一个重要方向。
解放思想的主语和宾语到底是什么
价值观没有普世的；我不觉得往一个普世价值观解放思想是一条可行的路。
王绍光（香港中文大学教授）
蔡定剑（中国政法大学教授）
中国的思想解放，经济领域没有太大障碍，讨论什么都可以。障碍是在政治领域。所以我认为，这次思想解放的重点，是要解决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
第一，为什么要搞政治改革？为什么要民主？
从世界历史的经验来看，一个政府要把经济搞上去，三十年的时间足矣。“二战”时的欧洲，打得一塌糊涂；战后西方的重建，从1945年到1970年代，就三十年左右的时间；东南亚“四小龙”的崛起，也就三十年时间。三十年时间把经济搞上去，我认为这是容易的，只要政府不管得过死，不像三十年前那样干预经济，经济就一定能搞上去。
但经济搞上去不等于发展可持续。把经济搞上去，不需要民主。在强政府体制下，政府适当集权，可能更有利于把经济搞上去。但发展要持续，没有民主就万万不能了。去年谈“大国崛起”，大家有一点是比较有共识的。那么多大国崛起的路径可以很多，通过战争、掠夺、商业贸易、科技等等都可以，但是我们看剩下来的崛起国家，只有政治改革过关的国家，崛起了还站得住；那些政治改革不过关的国家，崛起之后又趴下去了。这不需要证明，是一个简单的事实，只是有些人看不清楚。
中国近代历史上的改革是两场改革。以戊戌变法为界，此前的改革是经济改革，到甲午战败，国人才意识到，真正的强国要靠民主、法治、宪政、人权。但刚开始包括慈禧都不相信，就派五大臣出洋考察，五大臣考察的结论也是这样，所以才搞政治改革。即便清王朝那些最顽固的保守势力，最后都认可这点：搞政治改革才有出路。
改革应该包括四个层面才是完整的。经济改革、社会改革、行政改革、政治改革。经济改革不需要民主就可以做得很好。但是后面三个层面的改革，没有民主就行不通了。
政治必须改革。但能不能成功，关键就取决于改革时机。我们设想一下戊戌变法，如果慈禧太后当机立断，中国很可能搞成日本那样的君主立宪制。当时包括梁启超、康有为、孙中山，都支持君主立宪。但是她不搞，把责任留给了一个小孩和一个没有主见、没有能力的太后，清朝当然就要垮掉。历史经验证明，政治改革一定要在执政者有能力、有资源、有权威的时候搞，否则就会错过大好时机，这才是主要危险所在。
第二，政治改革要突破哪些思想误区？
政治改革的阻力，首先来自既得利益格局，其次就是思想不解放。搞民主会引起社会动乱，很多人包括很多精英，都有这个担心。我觉得，这是错误地总结了历史。很简单，民主是有利于稳定的，除非是在不适当的时机和条件下。所以，关键不在于要不要搞民主，关键只在于什么时机和什么条件下搞民主。
这里举两个例子。一个是印度，大家都把它当反面例子，很少从正面总结印度。印度本来就容易动乱，但1947年独立以后，十几届政府都是和平过渡。印度如果不搞民主会是什么状况？宗教矛盾、民族矛盾、人口资源矛盾，它哪一样都不比今天那些动乱国家少而只会更多，也更尖锐。可想而知，印度如果没有民主，就是灾难，就会比现在很多动乱国家更糟。但是因为民主，印度不管有多么大的问题，政治一直很稳定。而我们很少看到这一点。再一个例子是韩国。韩国在威权政治时期，学生抗议、政变、谋杀，可以说层出不穷。但民主化之后，韩国政治马上就稳定了。即便是1997年的金融危机，也没有引起社会动荡，老百姓反而把自己的金手镯都拿出来支援国家，使韩国很快从金融危机中得到恢复。这就是民主的力量啊！我们过去总认为民主会搞成动乱，但事实胜于雄辩。
第三点，政治改革的目标到底是什么？
新一轮的政治改革，总的目标当然应该是宪政。什么是宪政呢？法学家有一个基本共识，宪政就是民主、法治加人权，就是这三者的结合。而这三者我们的宪法里都写得清清楚楚，为什么不能讲宪政，非要把宪政搞成一个敏感词不可？至于把宪政当作敌对势力颠覆我们的工具，这就更是对法律的无知了。
最后提一个建议。广东搞思想解放，是不是考虑把深圳作为一个“行政特区”来建设？可以在这里做一些包括财政、公共预算和选举等制度创新的实验，以垂范全国。
解放思想的核心是以人为本
我们要的是“社会主义自由”，什么是社会主义自由？就是全体公民都享有自由。
王占阳（中央社会主义学院教授）
解放思想的内容非常丰富，可以从多个层面理解。
对“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要重新认识，要从以生产和交换为中心，转到以消费和分配为中心，特别是在发达地区。要从公有制主体的错误观念中解放出来。主体是数量概念；主导是力量概念。应该从公有制主体转向公有制主导，才能既发挥公有制的作用，又不至于限制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要从以私有产权逻辑设计的国企改革思路中解放出来，按照公共财政逻辑重新设计国有企业改革的思路；国企首要性质是公共性，公共服务是其首要目标；国企自负盈亏极其荒谬，谁投资谁受益，国企是全国人民投资，应该是全国人民受益。不能全国人民投资少数人受益，否则就会生生培养出一个垄断利益集团。要从计划经济时代的建设财政观念当中解放出来，走向市场经济时代的公共财政理念。
以上都很重要，都是解放思想的题中之义。但解放思想应该有核心目标；所有具体内容服务于核心目标，围绕着核心目标展开。
这个核心目标就是价值体系，解放思想就要确立普世价值。这就要求——
第一，要从以人为本的高度来解放思想。
三十年前不可能直截了当谈价值问题，当时面对着最基本的愚昧——“两个凡是”，所以首先要在工具理性的层面上解决问题，就是以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这之后，一些新的价值观才能逐渐浮到台面上，逐渐在社会上传播。现在提出以人为本，我认为就是要做一个大的综合，做一个系统的价值观方面的思想解放。
以人为本是个纲。要贯彻这个纲，就需要民主、自由、人权等一整套普世价值，就需要价值观的转变。如果普世价值不能确立起来，结果就不会是以人为本，而是以别的东西为本。所以价值观问题是决定中国命运的一个基础性的问题。
第二，解放思想要推进社会主义自由，自由先于民主。
以人为本是向善的，不是向恶的；善的终极目标就是普遍幸福、普遍自由。讲普遍幸福，意义在哪里呢？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剥各种假社会主义的画皮。你说国企多么社会主义，我拿普遍幸福的尺子一量，结果是少数人得利、多数人遭罪，那对不起，你就是假社会主义。还有就是普遍自由的问题。要实现普遍幸福，不光是吃穿住，还要自由，因为人不是猪。自由是幸福的一个源泉，要普遍幸福就需要普遍自由。我们现在已经可以堂而皇之谈民主，但是谈自由却仍然相当困难，一说自由就是资产阶级自由化。我也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因为资产阶级是谁？就是少数富人——按照传统观点来说，资产阶级自由化就是少数富人的自由化，凡不是富人，就不能自由。而我们现在要的是另一种自由，即社会主义自由。什么是社会主义自由？就是全体公民都享有的自由。我们当年搞革命，就是为了得解放，解放就是从束缚中、压制中解放出来。解放到哪里去？不是解放到笼子里，而是解放到自由的天地里。人民的自由是十七大报告中的一章，我们就是要搞人民的自由。
我觉得应该主要从自由入手，不是一上来就直截了当地解决民主问题。自由是民主的基础，不自由的人怎么可能是实行民主的人？三十年改革，我们的成功经验在哪里？经济改革不是经济民主，是经济自由。经济领域不能搞民主，不能投票决定，少数服从多数。我们需要从经济自由进一步拓展到政治自由、新闻自由、科学研究自由等等诸如此类的一系列自由，我们要在这些自由的问题上好好想一想，有哪些束缚人民自由的东西，尽可能地把它拿掉，让人民尽可能地多享有自由。我们现在的经济自由在退缩，垄断在扩大。高校不搞课题就没钱，不搞课题你的教授就别当了，这根本就是对科研自由的扼杀，诸如此类的问题很严重。所以推进社会主义自由，应当是解放思想、推进改革的切入点，是一个系统工程。十七大报告的一个亮点，就是要在公民中传播自由理念，这是很重要的一个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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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ck08评论于715天前
中国要搞改革，政治改革当然不能忽视！但怎样搞，才会有效，才不会遇到更多的阻力，才能够取得预期的成功呢？我认为中国需要民众的关注与参与。就像两会与党代会一样，中国进入空前的民主政治时期，多么热闹啊！不能靠一部分人去搞，那样不会掀起改革的大潮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