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11-28 14:49:00 来源:
在关于稳定的问题上，我们需要一个新思维。我们要准确判断当前中国社会矛盾和冲突的性质，准确判断社会发生大的危机的可能性，既不要偏左，也不要偏右，特别不要宁“左”勿右。在这个前提下，以充分的自信来面对这个社会，面对这个时代。
将社会生活中的细微末节都上升到政治社会稳定的高度，这是一种将稳定问题扩大化的表现。
适度的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并不完全是坏事，它可以使问题更早地暴露出来，从而为更主动地解决问题赢得时间和机会。
我们对于这个社会的稳定应当有足够的信心。矛盾和问题是存在的，但有两点，一是绝大多数问题不是威胁全局性稳定的问题，二是我们社会中应对这些问题的条件还是不错的。
（1）重新思考改革与稳定的关系
南方周末：明年就是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十七大报告也强调要坚定推进体制改革，包括政治体制改革。但许多人似乎都有一个感觉，尽管社会上对改革有着热切的期望，现实对改革也有迫切的需求，但近些年改革的步子似乎不大，问题的症结在什么地方？
孙立平：应当说，在过去若干年中，经济体制的改革还是有实质性的推进的。但政治和社会体制方面的改革，应当说推进比较缓慢。现在我们社会中的许多事情，实际上是卡在这些问题上。我这里所说的不仅仅是狭义的政治体制，也包括利益表达机制的建立，言论的开放和信息公开化，以及权力制衡机制的建立和社会化的反腐败机制的形成等。换句话说，目前在改革的需求和改革的实际进程之间存在一个较大反差。
这种反差来自于什么地方？背后的根本性原因是什么？我觉得与我们对社会矛盾的评估，对社会危机可能性的判断，与我们已经形成的稳定压倒一切的思维定势有直接关系。为了不贻误时机地推进改革，也许需要我们认真反思关于稳定问题的这种思维定势。
我觉得是不是可以这样说，在改革前的几十年中，由于我们对阶级和阶级斗争的情况估计过分严重，使得我们搞了几十年的阶级斗争；而在过去的十几年中，由于对不稳定因素、对危机发生的可能性估计过高，使得我们形成了一种稳定的思维定势。在这种思维定势中，稳定似乎成了一种终极性的否定因素，一切都要为稳定让路，凡是可能影响稳定的事情都要暂停；社会中哪怕鸡毛蒜皮的冲突和矛盾，都要上升到稳定和安定团结的高度；在党和政府工作中，影响稳定成了无法担当的政治责任，在一般民众那里，稳定成为一种无需论证的话语。
其结果是显而易见的。在过去十几年的时间里，我们经济增长的速度是很快的，一些经济体制方面的改革也在有效推进，但经济发展中一些重要的结构性矛盾始终得不到解决。如果按照吴敬琏先生的说法，市场经济也有好市场和坏市场之分的话，走向坏的市场经济的那些因素不但没有减弱，甚至有的方面在强化。更重要的是在经济领域之外，对那些亟待改革的事项出于稳定的考虑，始终没有突破性进展；由于不能将反腐败的关键措施付诸现实，腐败在不断加大的打击力度下似乎更为猖獗；特殊利益集团的发育不能置于社会的监控之下，其对社会财富的掠夺已经达到有恃无恐的程度；一般民众利益表达的机制迟迟不能建立……在处理各种社会矛盾的时候，地方政府“反应过度”是比较普遍的现象。
这里我们需要特别注意到这样一个社会背景，就是我这些年一直强调的，从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社会结构的定型化。就是说，从那个时候起，贫富差距开始固化为一种社会结构，一种基本的利益格局开始定型下来了。在这种情况下，片面强调稳定压倒一切，可能使那些能够触动基本利益格局的体制变革难以施展，在促进社会公平与正义问题上举步维艰，结果是社会中现有的利益格局日益稳固化。
从改革的角度来说，在传统的稳定思维之下，一些重要的改革举措被延误了。而在改革过程中，时机和顺序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现在回过头来看，很多事情，我们会讲很多条件还不具备，能拖则拖一拖。实际上是把这个问题拖到了解决这些问题的条件更不好的时候。我觉得中国的改革当中，很多情形是这样的，到时你要付更大的成本，更多的代价。
所以我们现在要重新思考稳定的问题，重新思考改革与稳定的关系，要形成关于稳定问题的新思维，并在这个前提下，重建领导层的自信，重建社会的自信，用坚定的自信来推进改革，造就社会的活力，实现新的阶段上新的社会发展目标。
（2）稳定问题往往被泛化
（3）大的社会动荡的可能性并不大
（4）中国社会结构的弹性不可低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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