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形成关于稳定问题的新思维——孙立平访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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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稳定问题往往被泛化
    南方周末：遇到一件事情，随便一个人，本能的一个反应就是“社会不能乱”。可以说，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稳定的思维定势已经渗透到我们整个社会生活，消除不稳定因素成为我们生活的一部分。
    孙立平：“社会不能乱”，如果孤立地看，这话当然没错，社会当然不能乱，社会乱了，经济不能发展，人民不能正常生活。但我要问的问题是，怎么就乱了？乱的可能性有多大？我们不能自己吓自己，吓得不敢做事情了。
    让我们先来看一下在我们的社会中是如何界定不稳定因素的。我用百度搜索了一下包含“不稳定因素”这个关键词的网页，竟然有500万之多，当然这里包括许多与我们这里讨论的稳定问题毫不相关的网页，也有许多网页是重复的，尽管如此，也可以看出“不稳定因素”这个词汇在我们社会中使用之广泛。失业下岗工人是不稳定因素，讨要被拖欠工资的农民工是不稳定因素，小区维权的居民是不稳定因素，房子被拆迁的居民是不稳定因素，被征地的农民是不稳定因素，城市中没有暂住证的流动人口是不稳定因素，近两年又说不能就业的大学生是不稳定因素；腐败是不稳定因素，贫富差距是不稳定因素，物价变动也是不稳定因素。在这种思维定势下，难免草木皆兵。
    我们可以再看一下某县确定的“不稳定因素排查表”。在这个排查表中列举的“不稳定因素”包括：因房地产交易，城镇房屋拆迁，建筑工程质量和工程款结算，物业管理引发的不稳定因素；因地权、征地引发的不稳定因素；因涉农问题引发的不稳定因素；因劳动就业、基本生活保障等问题引发的不稳定因素；因传销、制假售假等问题引发的不稳定因素；因集资、证券、储蓄、保险等金融问题引发的不稳定因素；因新闻出版、广播影视引发的不稳定因素；因基层组织和领导干部工作方法、工作作风问题引发的不稳定因素；因行政执法引发的不稳定因素；因司法工作引发的不稳定因素；因军转干部的问题、大中专学生就业安置引发的不稳定因素；因退伍、退役军人就业安置，自然灾害事故引发的不稳定因素；因教育问题引发的不稳定因素；因民族、宗教问题引发的不稳定因素；因环境污染、生态破坏引发的不稳定因素；因企业改制问题引发的不稳定因素；因食品、药品问题引发的不稳定因素；因防洪、建桥、水库开发影响群众生活、生产引发的不稳定因素；因安全生产问题引发的不稳定因素；因医疗问题引发的不稳定因素；因大型水利、水电工程移民引发的不稳定因素；因其他问题引发的不稳定因素等。
    从这个排查表中可以看出，经济社会生活中的问题、矛盾，一般的纠纷等等，都被当作“不稳定因素”了。当然不能否认一些问题处理得不好，会引发严重的问题，但一般地说，这些问题，而且是一个县里面的问题，其实与社会动荡有着十万八千里的距离呢。
    由于对不稳定因素估计过分严重，维护稳定、消除不稳定因素，就成了各级政府一项重要甚至首位的工作。久而久之，甚至逐步形成了一种有着固定套路的工作模式。一个流行的口号和做法，就是将不稳定因素消灭在萌芽状态。而各个地方采取的措施更是五花八门。有的地方设立“不稳定因素排查日”制度，乡镇甚至村都要制度化地排查不稳定因素；有的专门召开不稳定因素排摸会，对不稳定因素排查摸底。还有的地方要求，“把不稳定因素排查工作纳入到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目标中统一考核，群防群治”。这样把社会中一般的矛盾和问题与治安联系起来，就为用国家暴力手段对付所谓不稳定因素打开了方便之门。
    在稳定问题上的泛化、扩大化趋势来自于一种宁“左”勿右、宁紧勿松的思维定势。在这种定势中，即使是控制过头了，尽管无益但至少是无害的。其实，早在几年前，就有人撰文指出：稳定的思维定势可能带来种种问题。比如，为了稳定而安于现状，不是积极地解决社会中那些急迫需要解决的问题，而是把问题捂住压制住；把稳定当成了目的，为了稳定，公平和正义也要为之让路，甚至什么事情做什么事情不做，均要以稳定作为标准；在有些地方，稳定甚至成了挡箭牌，明知事情做错了，却借口稳定不去纠正，反而用更多的错误掩饰前一个错误。地方政府过分的言路管制，使得正常的民意表达往往被扼杀在萌芽状态，结果是社会中的矛盾不断积累。更有甚者，一些腐败分子以“稳定”为借口，压制民众对腐败的不满，甚至利用国家机器对腐败揭露者进行打击报复。
    应当说，无论在任何社会中，政治与社会的基本稳定都是必需的，没有基本的稳定，不要说发展，就是正常的社会生活也无法维持。但这里所说的稳定，是一种全局意义上，更多的是指基本的秩序和制度框架意义上的稳定，而不是将社会生活中任何细微末节的矛盾都视为稳定问题。而我们的实际情况却是，无论是居委会、村委会、甚至中小学，都在将稳定作为自己工作的主题。将社会生活中的细微末节都上升到政治社会稳定的高度，这是一种将稳定问题扩大化的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