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形成关于稳定问题的新思维——孙立平访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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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中国社会结构的弹性不可低估
    南方周末：在我国的学者中，您是讲问题讲矛盾讲得比较多的一位，前些年还提出“断裂社会”的概念，贫富差距更是您关注的基本问题。为什么在这同时您还特别强调社会是基本稳定的，并且不同意过高估计不稳定因素？
    孙立平：我觉得我们必须重视中国社会结构弹性这个重要的但又往往被人们忽略的因素。不能否认，我们这个社会有脆弱的一面，但同时这个社会本身也具有相当强的弹性。正是这种弹性，使得这个社会能够在面临严重危机的紧急时刻化险为夷。这里所说的严重危机包括上个世纪60年代初期的大饥荒、60年代到70年代的文化大革命、80年代末的社会动荡等。经济体制改革以及与此相伴随的经济迅速增长更进一步增强了这个社会结构的弹性。
    仔细分析，这种弹性的来源是多方面的。
    第一，三七开或四六开的城乡人口结构，使得这个社会有一个很大的处理社会代价的空间。上个世纪60年代初期的大饥荒为什么没有造成社会的严重动荡，更重要的是社会能在短时间内迅速缓过气来？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这里。这个因素现在也仍然存在。在一个社会农村人口还占大多数的时候，是社会弹性比较大、有利于进行关键性制度建设的时期，我们不应当放弃这个机会，一些事情要抢在人口基本城市化之前做。
    第二，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有一种将矛盾或危机分散化的效应。过去各种矛盾都是直接面对政府，现在不一样了，劳资冲突是面对资方的，小区维权是面对开发商或物业公司的，即使涉及政府，也往往是地方政府，在多数情况下连省一级的地方政府都涉及不到。在矛盾焦点分散化的情况下，社会矛盾的共振效应是比较低的。
    第三，经济的发展为解决和缓解许多问题提供了条件。快速的经济增长，不仅增加了民众的收入，提高了民众的生活水平，也增多了机会。这些机会的增加，增强了社会自愈的能力。在这种情况下，处理一些哪怕是棘手的问题，余地和空间也要大得多。无论如何，一些事情的解决不能拖到经济不景气的时期，或放到经济不景气的时期来做。
    第四，政府掌握和运用资源的能力。目前，政府的手中拥有相当的资源，政府也具有调动和运用这些资源的能力。这种掌握和运用资源的能力，使得政府在社会危机发生的时候，能够将这些用来救急，用来化解或缓解社会矛盾。
    第五，在1990年代之后，中国社会结构进一步分化，不同社会群体的追求也呈现出更大的差异。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在社会生活中的注意力也大大分散了。这样也就降低了整个社会采取一致行动的可能性。而且，我们特别要注意到的是，在市场化的过程中，民众的理性化程度在提高，整个社会的理性化程度在增强。
    第六，精英的联盟及其定型社会力量的形成。整个1990年代，发生了一个重要变化，就是体制对社会精英进行了成功的吸纳。社会精英之间的较稳定的联盟，使其具有了一种定型社会的力量。尽管这种联盟会起到强化现有利益格局的作用，但其对社会稳定的作用也是不可忽视的。可以想见，在这样的一种结构背景下，大规模的社会动荡是很难发生的。
    第七，“市场主义话语”的形成。在这种市场主义话语中，金钱和财富被视为最终的价值和标准，并将是否能够获得金钱与财富看作是个人能力的结果。在这样一种话语环境中，尽管一些人感受到社会的不公，但多将自己所处的不利境遇，看作是自己能力不济的结果。因此，尽管有人也会对腐败和社会不公正等现象不满，但最终是将其归因为“谁让咱没有权力呢？”即把导致社会不公的权力因素也归于个人的能力。这样的一种话语环境无疑可以有效地消解社会不满和抗拒意识。
    第八，改革开放的30年中，政府在处理各种危机和矛盾上积累了比较丰富的经验，虽然这个经验不能过分地高估，但是政府还是积累了很多的经验的。这一点我们尤其不能忽视。
    从这几个方面看，我觉得我们对于这个社会的稳定应当有足够的信心。矛盾和问题是存在的，但有两点，一是绝大多数问题不是威胁全局性稳定的问题，二是我们社会中应对这些问题的条件还是不错的。
    （孙立平 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