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经济是个人解放的必由之路——陈志武教授访谈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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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学视野中的儒家文化热
    南方周末：这几年儒家文化热在中国升温，部分原因是因为人们觉得社会道德已衰落太多，必须靠恢复儒家文化来解救。另外，就是现代化或说西化也大大冲击了中国社会。你怎么看这些现象？
    陈志武：我知道，转型给中国社会带来许多冲击，使许多原来习惯的社会架构断裂。在这种时候，人们自然倾向于回到过去，到博物馆里找过去熟悉的东西，希望以此解救现代化带来的冲击。但客观讲，这是一厢情愿，是一种心理安慰。
    在过去市场不发达的情况下，农业生产能力又极其有限，温饱总是最主要的挑战，所以，儒家主张以血缘家族为基础来实现人际间的资源共享、风险共担，并给它配以“三纲五常”文化价值和名分等级社会秩序，那可能是过去两千多年里相对最优的一种安排，使中华民族能够繁荣昌盛。在那种社会秩序下，“三纲五常”和名分等级秩序的刚性当然阉割人的个性，但可以使人际间的交易风险大大降低，节省交易成本，所以，牺牲一些个人自由和权利是当时生产能力低下的条件下迫不得已的选择。加上当时的人口流动少，世世代代是左邻右舍，这也使儒家主张的道德约束多少能行得通。
    可是，到今天，情况已大不一样，人口的广泛流动，市场范围的扩大，这已削弱道德的约束力。再加上今天金融市场已经在许多方面取代了家庭的保险以及其他经济交易功能，没必要再把亲情和经济利益交换混在一起，也没必要再接受“三纲五常”对个人自由的约束，换句话说，今天为这些约束所要付出的代价远远高于所能得到的好处，所以，儒家主张的约束已不合算，自立和个人自由的价值更高。
    在中国历史上，唐宋时期曾经有过类似的对儒家文化的挑战。那次，挑战来自两方面。第一是自汉朝开始进入中国的佛教，第二是唐宋商业市场的发展让人们感到，即使跟没有血缘关系的人交易，也能达到很好的资源互补和风险分摊的效果，市场化对儒家以血缘为核心的主张产生挑战。所以，宋朝时也产生过儒家文化大讨论。不过，那次以朱熹等新儒的胜利而结束，直到明清时期，儒家继续是中国社会的主流。
    但这次跟唐宋时期不同，最大差别在两方面，第一是现代交通运输和通信网络，加上跨地区的人口就业，这些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的社会结构；第二是市场的发展，特别是金融市场的发展，已在相当程度上把人际交易从家庭、家族剥离出来，由市场取代。一些传统学者不能看到中国社会的这些变化，也不懂各类现代社会科学领域在19世纪之后的发展，还是按照中国传统的学术方法，按照从经典到经典的研究范式，得出结论认为中国社会还能走回去。我不知道中国还有几个人能认同他们的药方。
    解决中国社会道德规范的根本出路，不是回归儒家传统，而是从根本上重新定位中国的家庭、家族，不再强调刚性的、阉割个性的“三纲五常”与名分等级秩序，而是强调平等、自由和人权，强调自由选择和自愿结盟，把家的核心定位在感情交流和爱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