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现在知道怎么造车了”——北汽控股董事长徐和谊访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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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汽掌舵人徐和谊坐在他宽大的办公室内，办公台对面的白墙壁挂着“贤聚”两个字，墨迹斜下方的樱桃木书架上，摆着海尔张瑞敏的几本著作及徐和谊与张瑞敏的多张合影。
徐和谊多次向同事朋友推荐海尔的书。“我最钦佩张瑞敏的创新精神与用人方法。”
出任“北汽控股”董事长职务一年多时间以来，身担“改造北汽”重任的徐和谊考虑最多的问题就是：如何用人，如何把有才能的人聚集到北汽。
徐和谊用《张瑞敏管理箴言100句》中的段落对南方周末记者讲述“人”对一个企业的重要：“我们所有的质量问题，都是人的问题，设备不好是人不好，零部件不合格是人不合格”，所以，“小到家庭，大到企业，人的工作最重要，人的工作难度最大”。
新年刚过51岁的徐和谊点燃“中南海”香烟，北汽诸多烦心事务让他眉头紧锁，他顺手把旁边的窗子拉开一道缝隙。2008年1月中旬，北京冬天清冷的空气吹进室内，穿着雪白衬衫的徐和谊并不为寒冷所动，这位炼钢出身的“拼命三郎”也许早已炼就钢铁般的意志，来对抗寒冷，对抗压力。

“当时是现代来北京，我们才得到信息，我一看两个国家这么近，都是东方文化背景，他们想进入中国的意愿比较强烈，又以性价比高的经济型轿车为主，而北汽也着急上轿车，我们两家谈得比较投机，两杯酒一喝，感情就好了，这事
就这么成了，就这么个过程。”
“不只韩国现代，哪个国家对技术把守都很严。”

徐 钟/摄

从首钢带来了什么
南方周末：在北汽人眼中，新中国第一辆轿车出自北汽，对于这个争议，您能否给出一个正确答案？
徐和谊：从轿车出厂的时间来看，一汽比北汽早了一个多月，都是1958年，我们的历史记载是6月20号，一汽是5月12号。但当时北汽造车造得多，一个月造出100辆。
前一阵在一个仪式现场，我还看到一辆“井冈山”车，还能开，我最近在筹备厂史博物馆，到时会把这些车都收集起来，否则都没了。
南方周末：50年后再看这辆车有什么感觉？
徐和谊：感觉这辆小车太简陋了，那真是，两个白沙发放四个轮子，再扣个壳，就是一辆车。当时，造出100辆车全靠一种精神。
南方周末：您从首钢过来，被称为“拼命三郎”，汽车是全新的领域，您带过来了什么东西？
徐和谊：首钢有很多好的传统，我肯定把很多好东西都带过来了，首钢大集团的管理还是值得其他行业学习的。首钢做事认真，讲诚信，务实，这是很多企业都应具备的素质，但一批老的国有企业，因体制的原因，历史的问题，这方面还要加强。首钢的艰苦奋斗、自主创新这些好的作风都需要我们进一步发扬光大。
南方周末：“拼命三郎”的称号如何得来？
徐和谊：我是搞生产出身的，受累的命，干具体活的，如果我不搞生产，而是搞研究的，可能再拼命，谁也看不到。
钢铁行业属热加工，生产行业又苦又累，它和汽车行业冷加工不同，它的钢炉一年四季没一秒钟是停的。
南方周末：对比两家北京大企业，北汽和首钢还有什么不同？
徐和谊：北汽“头小身子大”——身子比较强壮，脑袋比较小。下边企业的实力强，因为先有这些企业，后来才组成北汽集团，这点和首钢不一样。
钢铁产业上下游连接紧密，从工艺上看，它是串着的。汽车不是，冷加工企业相对比较独立。现在北京市里提出北汽走集团化的路子，所以我面临的课题目就是，怎么才能把过去的控股公司，在最短的时间内，办成一个集团公司。
这需要（北汽下属）各企业从上到下，同心同德地按照集团化路子走，但并不容易。
南方周末：北汽几十年发展过程中，各板块问题积累比较多，您认为最不容易解决的问题在哪里？
徐和谊：北汽走集团化道路，整个管理团队确实需要一种革命。当然北汽有自己的优势，比如市委市政府和市国资委的支持，同时风风雨雨50年，积累了很多宝贵的财富，其中就包括人才。我接触了一些人，现在他们都有一个共同心声，都想为北京汽车工业的第二次辉煌做些事情，主流是非常好的，干部心气十足。
但长期以来，北汽的管理机关也形成了一些不利于企业快速前进的风气，有一些墨守成规的规矩，这显然要改。有些人从开始工作到退休恨不得永远在这个企业。大家在一个封闭的圈子里思考问题，时间长了就造成格局“散、小、乱”，不听指挥。
所以我最近会做一系列的调整，首先从人事制度入手，做出一个新的人员管理制度和薪酬体系，我要把真正的人才留下来。

美国人的大气
南方周末：到任北汽时，当时的北京市委书记贾庆林送给您的一本《杰克·韦尔奇》传记，这本书对您新的职业生涯有什么帮助？
徐和谊：当时我就看了这本书，但理解程度还有限，最近我还想再看一遍这本书。
南方周末：这本书给您最深的印象是什么？
徐和谊：一个是战略,一个是用人。比如用人，他在选择他的董事会成员和他的左右手时，包括选择接班人时，用了很多手段。
最近中央台放了一部《闯关东》电视剧，我看到一个情节，就是老板怎样培养他的徒弟，我就想起了韦尔奇，两者大同小异。
6年前看书的时候，很少有和外国人打交通的经历，现在和外国人打交道多了，而且和多个种族人打交道，理解可能更深刻一些了。
南方周末：在与北汽合资企业中，有韩国的现代、美国的克莱斯勒以及德国奔驰，这些国家在文化上有什么不同？
徐和谊：在他们身上有很好的东西：德国人做事精细；韩国人做事有事业心、有民族凝聚力；美国人有包容各种文化的大气，有战略目光。
大汉民族包容性很强，中国经济如果发展到一定程度，必然会具备美国战略和大气等素质，毕竟我们都是大陆文化。
南方周末：北汽一直没有放弃自主品牌计划，您如何评价当下汽车厂商们的自主品牌战略？
徐和谊：在汽车市场上，中国没有像日本、韩国人那样保护市场，汽车工业发展过程中走了些弯路。
中国汽车业早晚会像中国家电行业，二者只差5年至8年这样一个台阶。像家电除了极高端的还有进口之外，其余都是国产的，汽车也一定会这样。像奔驰S级别的高级车可能还要进口，除此之外的系列，其他市场早晚是我们的。竺延风说中国汽车要“耐住寂寞二十年”，我看不用这么长时间。只需要5年到8年就可以实现。
搞自主品牌走什么路子不重要。起步的时候，靠拿来主义、走出去、靠一些国外的研发、并购等等手段，这都是个过程，以后还要靠自己起来。
中国汽车市场开放之初，我们国家还比较穷，轿车和国外差距太大，如果不把别人请进来，不行。我们最开始是引资金，然后才引技术、管理、培养人才。不光是汽车行业，其他行业也是这样。现在做到了。
现在的一个缺憾就是我们从人家那里拿到的技术不多，外国人把守太严，也许基于这个原因才有人说“用市场没有换来技术”。
南方周末：说到把守太严，外界传闻北京现代是这方面典型的例子，说韩国只有自己国家厂商的配件，中方没有话语权，实际情况是怎样的呢？
徐和谊：现在总说韩国人太保守，这不实事求是，哪个跨国公司对技术把守不严？谁也不傻。
北京现代有它的实际情况，它起步晚，工厂建设时没有考虑研发中心，那时没有时间、精力考虑这些。不过2007年合资公司董事会已经决定在2010年推出自主品牌轿车，这件事已经开始干了。中韩合资才几年啊，就已经热火朝天地干着呢，通用、大众合资多少年了才搞自主品牌？
另外被说起最多的事情是韩国人把零部件企业都带进来了，这件事要从两方面看，当跨国公司到轿车基础非常薄弱的地方，能不把配套厂带过去吗？其实很多人认为韩国人这样做是对的，把配套厂带来，是为了保证在短时间内生产出高质量的产品。
没有这些配件厂，北京现代速度不可能发展这么快，车的质量也保证不了。像克莱斯勒300C，都国产化，它是一个工厂都不带来，现在不是要重新进口零部件？走了多少弯路，把品牌都给砸了。

为何选择现代？
南方周末：当时选择合资伙伴时为何选择现代？
徐和谊：北汽找完现代又找个奔驰，奔驰不软吧？为什么没有人问这个问题？像找对象一样，各种机缘就凑到那了，你说因为她漂亮、人品都适合你？说不清楚，就是合适，当时两个人对上眼就谈上了。
当时是现代来北京，我们才得到信息，我一看两个国家这么近，都是东方文化背景，他们想进入中国的意愿比较强烈，又以性价比高的经济型轿车为主，而北汽也着急上轿车，两人谈得比较投机，两杯酒一喝，感情就好了，这事就这么成了，就这么个过程。
奔驰牌子好，经营得怎么样，规模怎么样？对我们国家经济、对北京的经济有什么贡献？
南方周末：北京现代曾是中国成长最快的汽车公司，让它所有的对手感到威胁，但韩系车从去年开始发展缓慢了，这是为什么？
徐和谊：去年北京现代汽车整个销售业绩下降，同比跌了20%多，在中国汽车增长20%的背景下，它不进反退，这是不正常的。
现代成立这么长时间内，每年都往一个大台阶上走，创造了很多神话。什么原因不正常呢？是我们在战略规划上出现了问题，新产品没有及时跟上来，产品老，对市场判断出现问题。原来判断我们的竞争力没问题呀，主要考虑靠现有车型还能挺过一年，当时对局势判断过于乐观，盼着第二工厂可以今年投产，把宝都押在今年了。
还有一个原因是，企业在快速发展时沉淀了很多内部问题，发展快就掩盖了，当一遇到市场上的小挫折，问题就暴发出来了。
南方周末：能否举例子，积淀了哪些问题？
徐和谊：问题太多了，有管理层面的，市场销售方面的，人才培养方面的，都有积累问题，原来以为这些问题可以慢慢解决，但市场一波动就全都傻眼了，思想准备又不足。
合资企业都要走过一个困难的的磨合期，市场好一点时，磨擦显现得不突出，市场不好磨合问题就全暴露出来了。
南方周末：去年双方怎么认识这件事的？有争吵吗？
徐和谊：去年韩国现代对中国市场的认识上、决策上出现失误。韩国现代对中国市场激烈程度有所认识，但针对这种情况拿出的解决办法的力度还远远不够。问题出现后韩国人也很着急，他们恨不得马上解决问题，但毕竟总部和这里隔着时空的差距，又赶上去年的“郑梦九事件”，他老人家正被“烤包子”呢。
南方周末：通过去年的振荡调整，今年会彻底摆脱这些问题吗？会有哪些动作？
徐和谊：无论在产品上，在竞争力上，在内部团队的组织机构和中层以上的力量调整上，都要有很大的变化。
南方周末：去年之后，中方的话语权会不会变得更强一些？
徐和谊：一点不假，双方可以共议大事，相互倾听意见了。
有时坏事可以变成好事。中方话语权上了一个大台阶，不是量而是质的变化。发现出问题时，我对中方团队说，不怕，关键通过这场仗我们要取得什么。如果市场份额丢掉了，中方参与决策的话语权、参与企业经营的能力再丢掉了，那我们可是满盘皆输。
去年6月份有一次小范围会议，我给中方团队定的大政方针是，如果到年底丢掉销售数字，我保证不追究你们责任，但你们连话语权也丢掉了，参与企业的能力也丢掉了，我饶不了你们。
这一点他们做到了，中方现在已参与到订价、采购、销售各方面中来，这不容易呀。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去年解决了大部分，产品选型的流程、制度、采购的流程上建立了采购委员会，该上的都上了，包括财务制度。当然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南方周末：都说韩国车当然多指现代车的零配件比较贵，今年会有所改观吗？
徐和谊：说韩国车配件贵不准确，韩国车的配件不贵呀，它没有贵的道理。说韩国车配件贵的一部分人是出租车司机，一部分经销商4S店老板，真正用车的车主，估计说贵的不多。
我们在零配件供应体系上出现问题了，市场出现一堆水货配件，水货是从韩国来的，韩国离中国太近，恨不得划小舢板就能走私过来。原来它们往中国走私汽车，发现没有利润可赚，它就走私零部件，进来之后，包括北京十八里店就形成一个大市场，全是韩国的水货，它的价格比较便宜，走正常渠道会加上各项税费价格就会高，价格差在这。
我们现在和国家质检总局、消费者协会合作，打击很多次了，结果还是雨后春笋。没招。现在解决供应渠道这件事很难。
南方周末：难在哪呢？
徐和谊：要靠国家去打击，一个企业怎么能干这些事情呢？
日本经济发展比较早，没人干这个，国家的法律环境不允许。韩国还没到这个阶段呢。韩国法制程度比我们强，但强得有限。这是我们面临的一大难题。
但再难也要想解决的办法，这是我们下一步的工作重点。

为何佩服张瑞敏？
南方周末：好像有人评价你很严厉，周围人都怕你，韩国人也比较怕你，你如何评价你自己的个性？
徐和谊：我不厉害，我要厉害就厉害我周围的人，没多大能力，还整天瞎忽悠，还没实话，坐在位子上不干正事，我对他们厉害。
南方周末：老国企人浮于事的状况挺普遍的吧？
徐和谊：有这种情况，但年纪比较大的人倒不多。就是恨那些年纪不大、不学真本事的人，我上来就是对这些人动手，我已搬了一部分人了，我今年要全部搬完。
南方周末：听说你非常佩服张瑞敏？
徐和谊：张瑞敏的创新精神、用人方法都值得学习。他是集体企业出身，没受过高等教育，在困难时期成长起来的小企业的小领导，通过不断地学习大胆地实践，创造了海尔的品牌，创造了一个制造行业内真正的大企业。他很有战略眼光。
企业走到一定阶段，不是产品的竞争，而是文化竞争，像汽车这样打价格战，还是浅层次的。海尔在起步阶段就把文化建设放在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去构造它的企业文化。
南方周末：这么多年你们向外资学到什么？
徐和谊：培养了一批人一个队伍。竺延风也说，现在知道怎么造车了，原来不知道。下一步就是如何会造车了。要先认识字，然后才能写文章。我现在培养一批认识这么多字的人了，下一步就是如何把文章写好，这是最大收获。
南方周末：如何把北京奔驰、北京现代做成强势的企业品牌？
徐和谊：看我后面的手笔。今年上半年你就能看到，不用太遥远，现在还不能多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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