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大地，黑账本》记者手记

绿大地造假上市之事，早在2011年初便被媒体曝光，此后一年中随着事态不断升级，直至公司董事长和相关管理层被立案审判，国内媒体亦掀起了多轮报道高潮，到南方周末介入报道时，已经是二审判决前夕的“余波”了。

从常规的报道采写经验而言，绿大地案的报道增量空间已经非常有限，勉强进入很可能落个“吃力不讨好”的结果。所以我此前虽然也曾关注过此案，但始终没有向编辑部报题。

最终推动我进入报道操作的是编辑冉孟顺，在他发给我的邮件中，不但提供了新的信息增量，而且提出了可供后续操作的角度与思路。他所提出的思路也正是我在此前的媒体报道中没有找到答案的疑问：那就是如此明目张胆的造假行径，为什么在此前的层层上市审核与监管过程中竟然一路畅通？

带着这个疑问，我来到了绿大地公司所在地云南昆明，并直接闯进了公司总部，幸运地“堵”住了两位重要当事人：公司董事长郑亚光和总经理王光中。曾任西南财大财务系副主任的郑亚光和在地方工商系统任职多年的王光中，分别从财务和企业经营的角度，向我讲述了绿大地上市前后的种种经历与背景。

通过他们的讲述，曾经只是一个符号概念的“绿大地”，在我的脑海里渐渐呈现出生动而丰富的形象。而公司董事长何学葵，也从过去媒体定义中僵化呆板的“资本骗子”，变成了一个个性鲜明的企业家形象。

但即使是他们，对于公司上市造假过程中的一系列操作手法也语焉不详：或许是不清楚，或许是基于信息披露原则不能透露太多——尤其是公司正面临立案查处的阶段，对此我很可以理解。

对于身为记者的我而言，一方面对他们展示出如此坦率的沟通态度深感惊喜，但同时也深知身为案件当事方，他们的每一句关键陈述都需要与其他信息源所获得的资料进行交叉印证，而这一兼具可信度和权威性的第三方信息源，正是整个报道得以成立的关键。

在大量查阅过往报道的过程中，我注意到了在数以百计的“绿大地”报道中，昆明本地一家媒体的报道中体现出了独特的信息增量，尽管报道是以社会新闻的角度采写的，但是报道中所引用的几个数据和说法，让我推测该报道记者很可能看到了案件卷宗。

在几番周折之后，终于联系上了这位记者。在见面交流之后，出于对南方周末的信任，她不但慷慨地向我提供了她的采访资料，并且主动引见了本案的一位辩护律师。在这位律师那里，我得以看到了全部案件卷宗，并拍下了大量关键资料。

通过当事人的讲述和卷宗资料的分析，我终于得以厘清在此前的媒体报道中留下的一系列疑问。也第一次不是从简单的财务造假，而是从企业生存和政商环境的角度，去全方位地理解一家上市公司造假背后复杂的利益纠葛和机制冲突。

在报道采写期间，我曾反复思考，从公司董事长何学葵的角度去设想为什么“绿大地”非上市不可——如果不上市她依然拥有一家盈利良好的公司，而上了市除了让她多一些账上造假而来的虚假财富之外，还有什么利益能促使她冒着违法甚至入狱的风险，去走向造假上市那条不归路呢？

一次偶然的交谈让我得到了部分解答，一位本地媒体同行在谈及云南省全力“拯救”绿大地之事时说道，“云南省一共只有28家上市公司，跟其他省份比起来差得太多了”——从某种意义而言，这也是云南省政府投资平台为“保壳”而入主绿大地的真正原因。

对于依靠承接政府绿化工程起家的“绿大地”而言，当政府需要更多“上市资源”的时候，身为优秀民营企业家代表的何学葵，难道还能有别的选择吗？

在绿大地上市造假的背后，一方面是地方政府为了获取更多上市公司资源，极力推动本地企业“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市），无形中让地方监管部门忽略甚至纵容了上市造假的行为；另一方面则是流于形式、黑箱操作式的上市审核程序，使得中央层面的上市审核变成一个巨大的制度寻租温床，各类怪事与“能人”也由此而生——多年前我就曾听说过，有公司为了上市，而请“气功大师”在发审会隔壁“发功”的真实故事。“绿大地”的“反向造假工程”只是此类故事的一个最新版本而已。

多年前写一篇上市公司报道手记时，我曾引用了一句从金庸小说《天龙八部》里抄来的佛经：有情皆苦，无人不冤。在后来的这些年里，我越来越深地感受到：在一个畸形的市场制度结构下，“无人不冤”或许正是许多市场参与者难以逃脱的宿命写照。

在报道之外，我可以坦率地说，对于身为企业家的何学葵，我个人的感觉是同情多于痛恨。

至于在上市造假过程中通过“拿捏”绿大地而赚得盘满钵满，最终依靠上市公司自毁式的虚增利润全身而退的PE们，那是另一个故事——我希望自己有一天，能够有机会能像写绿大地一样，好好写好这些“PE富豪”们的发迹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