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为什么不可轻言 从《路标文集》看俄国知识分子的自我反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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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子总是斗不过小人
    俄国革命的实践表明，凡是那些关心道德操守，认为任何政治斗争行为都应该具有道德底线的人，都被认为是“书呆子气”，这也是区分政治激进派与其他社会主义党派的重要标志。不讲道德的人与讲道德的人竞争，永远是前者胜出，这是一个规律。早在1917年时孟什维克李伯尔就说过，不是群众追随政治激进派，而是政治激进派追随群众，他们没有任何硬性的纲领、没有底线的原则，对群众提出的一切要求都可以先予以接受，“我们往往对工人说，他们的要求是办不到的，而政治激进派却对他们百依百顺，我认为被粉碎的是那些有纲领有原则的人，而那些没有纲领、赞同人和群众口号的人是不能被粉碎的。”
    其实，谁都知道“革命”这种宣传是只能我用不能他用，只能是一次性的，颠覆掉已有的合法秩序后，就需要迅速地重建权威和规则，而且是更严酷的更铁腕的统治，否则道德沦丧的恶果很快便会降临在“以恶达到善”的弘扬者身上，因为如果任其泛滥，每一位宣扬者都会成为它的牺牲品。个人的道德素养、自我完善、操守品德与社会运动不能脱离，很难设想一个缺乏高贵心灵、在日常琐事中没有“向善”的道德低劣者，可以为了崇高信仰不惜牺牲个人，如果他真的这样做了，倒要怀疑目的的真实性了。而且在“以恶达到善”的实施过程中，恶行任其大泛滥不被谴责，不择手段成为相互追捧法则，即使达到了目的，“向善”的社会的道德规范已被破坏殆尽，这种“理想社会”即便实现了又会是一种什么景象呢？
    俄国革命导致原来知识分子最为称道的道德观念的迅速瓦解，使俄国积累了多年的道德堤坝顷刻间坍塌。由于斯托雷平改革的不公正性，人们对上层充满了仇恨和鄙视，“民众中‘当权者有罪’的思想十分普遍，它迅速地积累起‘破坏现存制度’的强大社会力量，在提出最为激进要求的同时，激进知识分子唤起民众付诸行动，愤怒的情绪迅速地发挥了自己的作用，随后再也不能提供任何东西了”。知识分子在民众身上找到的仅仅是模糊的本能，这种喧嚣声表面看起来转化为民主个性的觉醒，但当革命的破坏性发挥完以后，喧嚣声沉寂下来以后，我们却发现除了改换了统治者以外，没有留下任何有益的东西。存在的只有两种可能：暴民政治以及它复归后又一次轮回到专制制度，在民粹派“为民谋幸福”的假象背后，不过是少数精英愚弄“群氓”的一种手段，人民根本不是社会的主人。
    但更可怕的是传统社会的伦理道德被彻底颠覆。“恶”成为一种制胜法宝，心慈手软者都会成为最早的出局者，这种“善良淘汰机制”甚至比它所颠覆掉的旧体制更糟糕、更可怕。道德虚无主义者在走上这条不归路之后，就只能把世界分为红黑两个阵营，非此即彼斗争便成为一种常态，只能以严酷的镇压体系、恐怖手段维系凝聚力，以强化集中制、等级制、兵营制的高压职能来对待异端，在这样的社会中，真诚、相爱、善良、仁慈、温情都将被扫进“资产阶级的垃圾堆里”，在这种道德时尚的主宰下，人性恶的一面会大大释放，大家都在比谁比谁更流氓，在这种社会风气中只会距离理想越来越远。
    俄国知识阶层政治观中特有的、对于国家的非宗教的叛逆性，导致了他们道德上的堕落和政治上的激进。即便在马克思那里，宗教也被称为“无情世界中的感情”，是它护卫着俄国人的心灵。宗教除了是世界观的基础以外，还有舒缓社会矛盾、协调社会关系、慰藉心灵、约束唯利是图的资本主义的作用，在天气寒冷、地广人稀，一直具有村社集体主义、平均主义的传统的俄国，宗教更是不可替代的，政府调控只能约束社会外部表征，真正在人们心中制约魔鬼般贪婪的是宗教。同时宗教也是转型期社会中精神文明的最重要环节，搬去彼岸世界这块石头，“世界观的整个建筑就被破坏掉了”。这种非宗教的叛逆是“缺乏心灵之根”和“价值危机”的原因所在。
    1861年大改革以后，民粹派倡导的道德虚无主义的宣传是俄国精神面貌中最基本的也是最深刻的特征，从对客观价值的否定中推导出来的对民众的主观利益一面倒的呼声，并对它加以神化，得出唯一的结论是：人的最高任务是服务于民众。它的最大误区在于：把生活定义为没有任何客观、内在的意义，它的唯一幸福就是对物质的保证，对主观需求的满足，因此俄国知识分子被要求把自己的全部力量贡献给改善大多数人命运的事业，与此相反的一切都是罪恶，理应被清除。这种思潮指导着俄国知识分子的全部行为和价值评价。涅恰耶夫的一句著名格言是：革命者是注定要死亡的人，他们没有一切个人的利益、没有个人的事业、情感、私有财产、甚至没有名字，他们所拥有的只有一种事业、一种思想、一种狂热：革命。革命者与文明世界的公民秩序绝交，与这个世界的道德情感绝交，他们厌恶这个世界的一切创造，一切科学，认为世界上只存在着一种科学，那就是——摧毁。一切道德都是为革命服务的。
    民粹主义的整体利益说教、道德虚无主义、政治狂热、形而上方面的无原则等等，要求实质上最为苛刻的认真态度，表面上看都是相互对立的，其实具有强大的心理兼容性。导致的结果是俄国知识分子与严格的创造性的准确意义上的“文化”概念格格不入。如果要说总结的话，整个俄国的思想发展史被涂上了一层“道德功利”的色彩，思想家们在思想体系中寻找的并非科学的真理，而是对于生活的裨益以及所谓表面上世俗的“成功”。他们对文化的理解仅仅基于特别实用的层面，对民众的教育仅仅作为改造他们生活的福利手段，在这个过程中,俄国知识分子的社会道德思想逐渐枯竭干涸，他们道德之源汇入了社会主义和革命性的河道，在“一切道德都是为革命服务”的口号下，革命者要消灭妨碍它达到目的的一切人。涅恰耶夫的《革命教义问答》就把人类积累数千年的道德标准作了颠倒的扬弃，“革命者唾弃当前社会道德的任何动机和反映”，凡是有益革命的都是道德的，凡是阻碍革命的都是不道德的和罪恶的。涅恰耶夫道德判断被后人继承，例如托洛茨基就认为，争夺权力就如同博弈，根本不存在道德问题。为了崇高事业，可以做一切恶行，可以联合强盗、可以深入到秘密警察中、可以通过告密剪除异己、可以拿敌对国家的资金、可以抢银行、可以贩毒、可以印伪钞，同时赋予它拯救世界使命感的耀眼光环。《革命教义》首先不但违背了基督教精神，基督教在《教义问答》中规定：既是为了实现崇高的目的，也不能使用任何卑劣的手段。而且就是从做人最底线的角度说，什么东西能保证一个把恶事做绝滥杀无辜的人同时又是担当着拯救世界使命的人？道德虚无主义的结果是犬儒主义大泛滥，人人以争当“小人”为荣，在这种价值观的主导下，与其革命地打烂旧世界，不如直面个人的灵魂，从宗教和伦理学的意义上自我完善。早期的高尔基也曾认为：“政治就像坏天气一样是不可避免的，要使政治变得高尚，就必须有文化工作，早就应当往凶恶的政治情感方面投入仁慈善良的情感了”。

反文化、反财富
    俄国文化中重体验不重理论的特点，使他们具有“实践的世界观”。既然现实是“丑恶”的，“真理”来自底层，反叛在现实中的表达顺序为：首先对旧世界的“恨”先要表现为“自责”、“忏悔”与“赎罪”，其次表现为“人民崇拜”、“苦难崇拜”，最后达到走向破坏现实。可以看出：对“人民的爱”可以转换成对“个人的恨”；建立天堂可以转换成破坏现实；利他精神可以转换成战斗激情；禁欲的个人实践可以转换成普遍价值；大公无私的献身和不择手段的马基亚维利行为都可以是相通的。这种转换还有一种崇高感，还有俄国特有的思想性和道德性的外衣包裹。这是俄国知识分子行为的推理链条，它可能在逻辑上缺乏根据，在心理上却是紧紧衔接的。
    巴枯宁的格言是：“破坏是创造的手段之一，甚至不要求创造和建设，只要求破坏”，“破坏欲就是创造欲”。破坏不仅被视为一种创造手段，而且整体上与创造等同起来，或者说破坏已完全占据了创造的地位。在此我们仿佛听到了卢梭主义的回音，法国雅各宾专政为这种思想提供了实践的样板，只要无情地消灭祖国的敌人，理想王国便得以建立，政治激进派中充斥着这种信念。为了建立这种理想制度，需要“剥夺剥夺者”，为此需要消灭各种政治的、总体上可以说是外在的障碍，革命性可以理解为仅仅是破坏价值形而上的绝对反映.俄国知识分子不但崇尚文化激进主义，同时坚持政治的、社会的激进主义，他们认为政治斗争以及这一斗争所采取的最为激烈的手段，阴谋、起义、政变和恐怖活动……是实现民众幸福最为切近、最为重要的途径，这一切都源于一种信念，以暴力专政消灭敌人，以强制、机械的方式消灭旧的社会形式，就可以自然而然的保证社会理想的实现。
    为了大多数人的幸福，给他们建立“天堂”，把“群氓”领出黑暗，拒绝做这一点的任何人和事都是“恶”，都应当无情消灭。“破坏”现实就是以“恶”除“恶”。建立天堂的激情和破坏现实的冲动在俄国人看来是一种和谐的连接。经过几个世纪以来的奋斗，知识分子在无政府主义思想的影响下变得焦虑、急迫和不计后果。新的社会制度当然要有物质保证，但它是通过破坏来达到的，只要从少数占有财富的人手中剥夺这些财富，还给另一部分人，自然就获得了物质保证。对这一点，后来的“民意党”及其他政治激进派领会最深刻。这个过程又具有反文化和反财富的倾向。19世纪俄国宫廷的“法国化”和下层知识分子的“草根化”渐行渐远以后，民间便对“文化”有一种心理的疏离和对形而上思维的敌视，摒弃文化、厌恶财富，理想状态是所有人都成为“纯朴的穷人”。他们认为，富人都是恶棍，财富是腐蚀人灵魂的东西。他们从心底里向往一种贫穷和朴实无华的社会模式。
    破坏的心理动机始终是仇恨，革命民粹主义的激情就在于激起民众对敌人的仇恨。应当承认，当仇恨在精神生活中得以加深时、当它吞没“爱”的感情时，在道德个性中就发生了有害的蜕变。当“沉溺于相互折磨和杀戮的事业”时，“相互咬住对方的咽喉时便有一种虐待狂式的快意”。而仇恨与破坏相适应，它是破坏的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