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为什么不可轻言 从《路标文集》看俄国知识分子的自我反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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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重视分配正义而轻视创造
    革命的道德哲学主要错误就在于将斗争法则绝对化，把分配置于创造之上。它的最终目标是剥夺一部分人的财产，将它交给另一部分人，也就是说革命的道德激情集中在公正分配的着眼点上，总体上无须创造幸福的条件，而只需从那些非法占有它的人那里夺走并使之平均化便天下太平。在这个过程中，恶的行为是为了达到善，便会纵容一切以“崇高目的”为借口的“恶”的释放，19世纪下半叶以来“分配至上”这种偏见占据着俄国知识阶层的整个世界观，所以对财富生产的评价始终低于财富的分配过程。
    正如对待物质生产一样，俄国的知识阶层几乎很少关心精神生产和理想价值的积累，他们把“文化活动”归结为“文化财富的分配”，而并不在意它的创造。所以发明家、哲学家、神学家、纯学者的地位始终逊于搞宣传工作、文化普及的人，更不用说官僚阶层了。毋容置疑，分配在社会生活中具有不可或缺的功能，公正的分配则是合法的、必须遵守的道德原则，但对分配的绝对化、简单化同时忽略生产和创造，是哲学的迷失和道德的过失，文化价值最终的存在并非借助交换形式。为了分配的正义，政治激进派始终轻视文化的创造活动，耗费大量的精力致力于政治斗争这一非生产活动，以强制手段“行善”，最后极有可能走向它的反面，与自己梦寐以求的最具价值的理想背道而驰，引领这一潮流的人从反对旧制度的官僚主义出发，自己却可能很快蜕变为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在民众之上过着寄生生活。
    俄国知识分子从19世纪下半叶以来，既狂热又焦躁，过分热衷于政治、过分崇尚党派之争，对他们来说，政治活动的目标与其说是将一种有益的改革引入生活，不如说是消灭一种信仰的敌人，将世界强行纳入自己的理念。这种信仰的内容是对宗教的摧毁，对权力、尘世物质幸福的崇拜。沉迷在过于世俗的政治活动中，就会把具有超验的、彼岸的、真正宗教信仰的内容都视为是可憎的敌人，对与之观点相左的人便以宗派的异端审判而剪除，总是以绝对正确凌驾于他人之上。表面上纯粹、无私、具有牺牲精神、社会信仰的服务者，其实在精神上与强盗、流氓、谋私的凶手、放纵淫乱的爱好者具有亲缘关系，它们之间包含着内在的逻辑性。知识分子信仰中的虚无主义，仿佛不自觉地对犯罪的流氓行径加以赞许，并帮他们披上思想和进步的外衣。它们是在俄国知识分子的传统道德已经分崩离析背景下大行其道，这种道德虚无主义势必转化为道德腐败的特征。

 

中俄两国文化保守主义的差异
    第一，虽然两者都同样弘扬民族主义，但是与中国人世俗的民族主义有很大的不同，俄侨的民族主义只是一种温和的兼容其他文化的思想潮流。
    第二，由于深刻的自我反思，俄国的文化保守主义没有一点功利的目的。反世俗化和反道德沦丧使他们很像罗马晚期的宗教追求者，作为对物欲横流时代忧虑的反映，他们有强烈的批判资本主义精神,非常强调自我的道德完善，强调哲学的精神探索和东正教神学理论对世界文化的贡献。他们不与任何派别论战，平和地沉浸在自己狭小的世界里。不像中国的文化保守主义者，大多是在权力倡导下想借传统文化谋求一己私利。
    第三，中国的文化保守主义弘扬传统文化，在很大程度上以抵制西化为目的，俄国的文化保守主义虽然对从物欲世界的西方文化传承不感冒，但是他们并不排斥具有“人道特征的文艺复兴时代”的“最正宗的”西方的思想文化。而且俄国的文化保守主义被迫远离祖国，生存在西方宽容文化的背景下，形成了兼容并蓄的风格，只是在深入研究西方文化的背景下要突现俄国的特色，要突现精神的特点，来抵抗过于世俗化的浮华世界。所以他们在海外都脱离了现实政治，而沉浸在纯哲学、神学等形而上的领域里，由于他们刻意的道德自律和孜孜不倦的精神追求，使这一学说自成体系，在苏东剧变意识形态空缺以后，成为反馈回国的重要文化资源。

 

■小资料

◎《路标》文集：初版于1909年，收录了七位俄国文化保守主义代表人物的代表作，他们是尼·别尔嘉耶夫、谢·布尔加科夫、彼·司徒卢威、亚·伊兹戈耶夫、波·基斯嘉科夫斯基、谢·弗兰克和米·格尔申宗。他们试图从哲学上总结俄国解放运动和俄国知识分子的历史，激烈批评19世纪中期以来俄国知识分子中的激进倾向，呼吁俄国知识分子反思“革命崇拜”，重新审查自己的世界观，实现“精神上的再生”。此书曾受到布尔什维克的尖锐批评。主要作者别尔嘉耶夫（1874—1948）也在1922年被苏俄政府驱逐出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