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砖窑”风暴眼中的山西官员

• 评论2条
• 打印 | 字体:大 中 小

　　7月4日，山西洪洞黑砖窑案在临汾开审，我们相信，施害者一定会受到严厉惩罚。作为中国最落后地区之一的山西，目前正面对史无前例的压力。传统管理体制在如此重压之下，究竟如何应对？官员们在事件发展的每个环节想了什么做了什么？通过本报记者的调查，读者也许可以管窥转型期中国的独特情景。

黑砖窑里的童工

　　一个多月之后，山西洪洞依然是众矢之的。
　　“打到县委县政府的外地电话怒骂者很多，骂我们洪洞县里无好人。”６月２９日，洪洞县长孙延林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坐在本报记者面前的孙延林仍有些紧张，这位曾经的《临汾日报》总编辑在过去一个月中被昔日的同行寻找和指摘；而他所治下的洪洞，在整个６月也已在最高层的批示和全国媒体的谴责中风雨飘摇。
　　此前，发端于洪洞的山西“黑砖窑”事件甚至被称为一场灾难，。从６月７日起，无法阻挡的舆论浪潮已经席卷这个晋西南的县城，随后席卷了整个山西，紧接着的，是远在北京的中央领导直至最高层的批示和从北京到山西的层层调查。
　　在最初事实披露后，令人关注的是，面对一个震动全国，万民关注的舆论浪潮，处于风暴中的山西各级政府官员究竟做了什么？其当时的所思所想所做值得玩味。
　　南方周末记者广泛采访山西各级政府官员，全面披露事件背后的政府应对逻辑，探询和考量这一之前未被深入触及的领域。
　　这是一个从乡镇到省府的反应链条，在这一链条上，不同的官员展示了各样的面孔：既有基层无法推卸的“惯性”，也有山西痛定思痛的应急。而事件背后的广泛背景，则是各种积弊的交错，而非简单的一两人之过。

风暴前的预兆
　　事后看来，风暴的肇始是洪洞一次本来应该“表扬”的行动，但正是这一行动，牵出了背后的“黑砖窑”黑幕，而发现这一黑幕的官员，却受严肃处理。
　　具体情节在事后的报道中尽人皆知：５月２７日上午１０点４０分左右，山西临汾市洪洞县广胜寺镇派出所在执行全省统一布置的民爆物品排查行动时，在曹生村砖窑发现了３１个被强迫劳动且饱受虐待的农民工，而且有一个痴呆民工之前被打死。
　　发现端倪的是广胜寺镇派出所民警李定，但李事后被纪检部门认定有渎职行为——他之前明知黑砖窑内有大量外来民工，却在告知承包人要办暂住证后再未过问此事。
　　此后山西在６月１４日后的大排查中曾解救了数百名被强制劳动的黑砖窑民工，各方质疑，那些被虐待的民工度日如年，而为何发现得这么晚？。
　　山西省公安厅官员对南方周末记者提及的背景是，因为暂住人口办证收费的取消，各基层公安局招聘的查证人员因无法供养被解散，而基层派出所人员稀少，盘查空挡由此出现。
　　虽是附带发现，但５月２７日的举措确是洪洞县公安局的主动行动。当地不愿透明姓名的官员说，县公安局长４月份刚刚调来洪洞，“很想迅速做出些成绩，所以比之前要求的严格。”而解救这些民工后，县公安局也是以立功的心态准备宣传，没想到的是，“立功惹来了麻烦。”
　　事实上，在全省范围内，预兆早已出现，最早被报道的临汾市反而是最晚被发现的地区。
　　本报获得的确证材料显示，早在４月２０日，山西运城的临猗警方已接到类似报警，当晚解救了２７名民工。５月１６日时，两名黑窑主已经被起诉。
　　５月７号，晋城警方也接到了河南家长的报警，说自己的孩子可能被介绍到陵川砖窑做工。陵川县公安局进行了排查，但没有发现孩子的踪迹。晋城警方后来于５月１６日在全市范围内对外来民工进行了排查，先后解救了４７个民工。
　　而就在风暴爆发前的５月底，山西省公安厅也接到了举报材料，称运城和晋城有强迫劳动的情况，公安厅常务副厅长李连琪曾在５月２８号批示信访和刑侦部门进行查处。运城警方随后从６月５号到１１号，组织了一个星期的打击行动。
　　山西方面总结说，上述行动因种种原因并没有被及时公开，而从５月１９日开始，河南电视台都市频道已经以《罪恶的“黑人”之路》为题，播出河南到山西砖窑寻找亲人的报道。
　　此后的排查证明，“黑砖窑”的大量存在已是事实，恶性例子的爆发只是时间问题。山西事后也认为，如果当时主动揭露这些打击中发现的问题并表明态度，舆论或许未必如此被动。
　　做过宣传部长的山西省省长于幼军在６月２６日的全省电视电话会议上曾严辞指责本省有关部门对这些打击的行为没能及时公开报道，“没有敏锐把握网络、媒体的舆论动向，丧失了舆论的主动权。”
　　 而５月２７号，当洪洞县广胜寺镇派出所民警正以兴奋的心情认为自己立功的时候，早已积聚的风暴也找到了合适的节点——这是一个另人发指的案件，实际上，曹生村事件是山西已发现的“黑砖窑”事件中最恶劣的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