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废乡”到“废人”——专访贾平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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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3日，贾平凹在西安签售。读者每购买一本《高兴》，书店就会替他们捐出1元钱　　沈继军/图

他不是闰土
    2007年7月24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民建中央主席成思危透露，全国农民进城打工者已经有1.5亿，如何让他们从农业劳动者变成工业、服务业的劳动者，提高职业技能和工资水平，让他们从农村人变成城市人，解决户籍问题、住房问题、子女上学等，是政府的一大难题。“他们能够为城市接纳吗？打工能够让他们富裕起来吗？没有劳动力的新农村如何建设？城市与乡村是逐渐一体化还是拉大人群的贫富距离？”贾平凹写《高兴》，也是希望能够让全社会关注这一问题，引起领导阶层和公众的注意。
    南方周末：小说中的这个“刘高兴”，是一个新世纪才有的农民，比较另类；而五富、黄皮要传统一些。
    贾平凹：现在农民起码都是中学毕业生，很多人只是没考上大学，又不会种地，才进城打工。他们进城以后，过上几年，从穿着和说话上你看不出来是农村人还是城市人。
    刘高兴这些人都是有文化知识又不安分的一代新农民。所以写这部小说时，一定要写出这一代农民不一样的精神状况，他们不想回农村，想在城市安家落户，他们对城市的看法和以往的农民完全不同。
    五富和黄皮就是传统的老式农民，是真正的传统农民。他们大多从事拾破烂这样不需要知识和技术的活儿，一看就知道他们是从乡下来的，几十年里大家都是这样认识和理解农民的。
    我的同学刘书祯对我说他是闰土，我是鲁迅；我回答他说，我不是鲁迅，他当然也不是闰土。闰土是1920年代的农民形象，刘高兴应该是新时期以来的农民形象，现在的农民和过去闰土式的农民是有区别的。
    南方周末：小说里的“刘高兴”看上去很快活、很乐观，但他活得并不高兴，反而很痛苦。他感叹：“你爱这个城市，城市不爱你。”
    贾平凹：我同学的生活特别困难，但你绝对看不出来他是一个夸夸其谈、口若悬河，心态特别好的人。他在农村种地干活一般，但脑子灵活，嘴巴会说，交朋结友，心态很好。
    刘高兴的痛苦在于中国农民社会地位低下、生活贫困，进城干的都是最脏最累的活儿，还要受人歧视，他的自尊、敏感是必然的。他对五富、黄皮等人身上的种种不足看得很清楚，对他们的破坏、自私、使强用狠也看不惯。
    他不甘于过这样的生活，他向往城市人的生活，比如他向往城市里的女人，他生活习惯的洁癖，他希望有西安户口，有好的工作和自己的房子，他为此挣扎奋斗过；但是他又很清醒地知道，自己的想法只是一个梦而已，现在最基本的生存条件都保障不了，因此他有些自嘲。
    刘高兴的爱情注定是绝望的，但他还是不顾一切地扑上去，世界上有这种人，他全身心爱一个女人，为她付出自己的一切，甚至牺牲自己。凡高当年生活贫困的时候，一个老妓女喜欢他，他就把耳朵割下来给那个老妓女。
    小说开始，刘高兴把肾脏卖给了这个城市，他错觉以为是卖给韦达了，他把韦达当成兄弟、朋友，自己身体的一部分，最后他知道韦达并没有换肾，而是换肝，他非常失望。我的意思是这其实意味着他和城市的关系，他不可能完全融入这个城市。农民的命运就是这种命运，刘高兴的命运就是这种命运，没有多少可以改变的。
    南方周末：小说里黄八说，“为什么这个世界上有穷和富，国家有了南有了北为什么还有城和乡，城里这么多高楼大厦都叫猪住了，这么多漂亮的女人都叫狗睡了，为什么不地震、为什么不打仗呢，为什么毛主席没有万寿无疆，再没有了文化大革命呢？”他的想法很真实吗？
    贾平凹：这些人在城市处境太困难了，他们的住处、生存状况非常艰难，他们怕生病，有病也不治，吃的都是馒头、稀饭、咸菜，日子过得很苦。我见他们的时候，他们把城市骂得……
    但黄八的话确实代表了一部分人对城市的态度，这其实是对城乡之间的巨大差异的不满，我们总说，人生来就是平等的，但农村和城市之间的差别其实很大。农民进城打工，城里人不喜欢他们，但又少不了他们。
    城市人对他们漠不关心，虽然也和他们接触过，比如把破烂卖给他们，但从来不考虑这些人，看着这些人在街道上走来走去，就像刮过一阵风或者走过一条狗，看一眼之后心里不留任何痕迹，我估计百分之百的城里人对他们都是这种感觉。
    南方周末：现在每年都有学者提建议，给这些进城的流动人口提供些起码服务，比如孩子的教育、就业指导和技能培训。上海已经有专门的流动人口公寓，免费办居住证，发放外来工服务手册，方便他们融入城市。他们发现，这些服务的成本远低于治安成本。
    贾平凹：现在政府的精力主要还放在城市，我估计还忙不到这批人身上。如果能够帮助他们解决就业、孩子上学这些起码的生存问题，城市里的治安情况会好得多。
    进城的农民工是城市里的最底层，他们为生存而努力，他们也向往城市生活。但同样是这个群体，对社会的破坏力也特别强，很多犯罪往往都是这些人里滋生的。他们为什么犯罪？一个是因为贫困，再一个是因为社会歧视。我们没有一个系统的机构跟这个阶层打交道，更谈不上提供好的服务。
    我去年到香港，和龙应台聊到进城民工，她领着我去了皇后公园，在那里我见到了十几万菲律宾女佣，她们坐在那里，老乡携老乡，朋友携朋友，都拿着小吃，说说笑笑聊家常。原来香港政府要求每个家庭星期天要给菲律宾女佣放一天假，还给她们提供交流场地。我觉得香港人这点做得非常好。
    南方周末：作为政协委员，你有没有关于民工问题的提案？
    贾平凹：我在会上也在替他们呼吁，在一些提案上签过名，现在国家也在出台政策，解决农民工拖欠工资、孩子上学问题、户口问题，虽然存在很多困难，但政府还是在一步步地做。这是个漫长的过程，但趋势是越来越好。
    南方周末：你去过国外多次，国外的情况会不会好一些？
    贾平凹：国外的情况咱不了解。我想，这些农民永远在城市打工是不行的，大部分人都是干上一阵就回去了，或者伤残就回去了，只有少数人能在城市里站住脚，但也发不了财。
    尤其西北这个地方，农民没有知识没有技术，在城里他只能拾破烂。西安这个城市拾破烂的人特别多。北京、上海、广州也有拾破烂的，但人很少。在西安大街小巷你随时都能看到拾破烂的。我老家这些农民进城以后，首先拾破烂，然后再找机会干别的啥事情。
    南方周末：农民进城打工的趋势还将长期持续下去，进城的农民工出路在哪里？
    贾平凹：这是个很麻烦的问题，农民失去土地，到城市以后，怎么面对城市、面对目前的社会？我觉得国家也不知道怎么办，它叫农民来打工，恐怕也不是个长远之计。
    现在政府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但是现在农村有点文化、知识的农民都进城去了，考出去的大学生都不愿意回农村，没有人才怎么建设新农村呢？而且这个建设也不是一天两天能完成的。
    现在我们提出搞农村城市化、工业化发展，这个大趋势是好的，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起码要牺牲一代、两代农民的利益，他们的日子必然是苦难的。只能等中国的城市富裕起来，带动农村富裕起来，那个时候他们的日子才会好过。
    对五富、黄皮、杏胡来说，他们的欢乐还是在农村，可是他们只能在城里讨生活。到了收庄稼的季节，算一下往返路费，回去不划算，宁可庄稼烂在地里。
    这些人的出路到底在哪里？解决不好他们的问题，最后城市会不会也荒芜？我也不知道，只能把这些现象、把这群人的生存和精神状况写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