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主要政党兴衰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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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当局于1987年开放“党禁”以后，岛内政党如雨后春笋般纷纷成立，迄今已有95个政党登记在册。但绝大多数政党实力薄弱，无法在全岛性的选举中获得5%以上选票（台湾“宪法”规定，只有得票率在5％以上的政党才有资格参加“不分区立法委员”的分配），基本不能在政坛中发挥作用，因而处于名存实亡状态。目前在岛内政坛发挥重要作用的政党主要有民进党、国民党、亲民党和台联党，一度走势良好的新党和“建国党”仅在政坛有过短暂的影响力。

国民党
从“家天下”变为在野党
1949年底，国民党在内战中彻底失败后被迫逃往台湾，并一直以“执政党”身份在台湾地区执政长达50年之久。在2000年3月的台湾地区最高领导人改选中，国民党因内部分裂惨遭挫败，一夕之间丧失执政权、沦为在野党，前途如何，就看即将到来的“总统大选”。
一、蒋介石：“反共”、专政（1949-1972年）
为了将台湾建设成“反共复国基地”，国民党逃台之初除了将在大陆实施的专制独裁统治全面复制到台湾，同时采取了一系列振兴经济的措施。
一是“改造”政党。蒋介石一直认为国民党在大陆失败的主要原因在于“组织涣散、党纪荒废、党员堕落”，因而有必要对逃台后的国民党进行全面改造，但这一名为“卧薪尝胆”的改造变成了蒋介石排除异己、加强统治的游戏。经此“改造”，阎锡山、何应钦、孙科、白崇禧等在大陆显赫一时的党、政、军界实力派人物一一被排挤出决策圈，在大陆叱咤一时、掌握党务机器的CC系首领陈果夫、陈立夫兄弟，更是一个病死，一个远走美国养鸡度日，使国民党成为真正清一色的“蒋家天下、蒋家党”。
二是搞“白色恐怖”。国民党逃台之初，岛内人心惶惶、动荡不安，为稳定局势，加强对岛内民众的控制，国民党不仅于1949年5月颁布了“戒严令”，并陆续出台了30多种与之相配套的法令，厉行“党禁”、“报禁”、严禁各类政治活动，全面“清共”、“肃共”，被国民党当局冠以“匪谍”、“共党人员”名义秘密处决及入狱者不计其数。与此同时，为加强思想文化领域的控制，国民党当局还大力扼杀自由、进步思想，制造了无数的冤假错案。雷震、殷海光、柏杨、李敖等一大批知识分子不是被抓去坐牢就是被暗杀。
三是“反攻大陆”。蒋介石败退之初，始终把“反攻大陆”作为其基本政治路线，不仅不断提出“一年准备、两年反攻、三年扫荡、五年成功”的时间表，还集中一大批反共分子，前后研究出了1000多种“反攻方案”，并组织大规模的“游击武装”，不断侵扰祖国大陆东南沿海地区，还利用大陆三年自然灾害、中苏关系紧张、中印边境战争、越南战争等时机筹划“反共复国”，但大多在祖国大陆的反击下以失败告终。
四是开展土地改革。为制止日益严重的通货膨胀，国民党当局被迫从1949至1952年在台湾实行被称为“德政之一”的“土地改革”，使大量无地少地的农民获得了土地，从而刺激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缓解了经济危机，同时也稳定了政局。
二、蒋经国：“政治革新”（1972-1988年）
进入1970年代后，面对中美关系逐步走入正常化、岛内民众政治参与意识的不断增强等内外困境，以蒋经国为首的国民党当局启动了“政治革新”。
1971年9月21日，第26届联合国大会恢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同时把台湾当局从联合国及其所属的一切机构中驱逐出去，并引发了20多个国家一夜之间与台湾当局“断交”的“外交风暴”，这被蒋介石称为国民党“迁台以来最大的挫折”。1972年2月21日，美国总统尼克松一行抵达北京进行为期一周的访问，双方发表了《上海联合公报》。虽然蒋痛骂美国背信弃义、出卖国民党，但也只能“打落牙齿和血吞”，并以“庄敬自强、处变不惊”自慰。1979年，中美正式建交，同时与台湾当局“断交”。国际人格的丧失使国民党以“中央政府”名义治理台湾地区的“法统地位”受到了极大挑战，国民党开始面临治理的合法性与正当性危机。
与此同时，随着台湾经济的起飞及教育水平的提高，迅速膨胀的中产阶级、知识分子队伍要求分享政治权力的意识不断增长。他们对国民党当局的独裁极权统治极为不满，迫切想改变“纳税有份，参政无份”的政治局面，要求解除“戒严”、开放“党禁、报禁”实现民主政治的呼声高涨。代表中产阶级利益的各种被统称为“党外”的反国民党势力异军突起，并于1986年突破“党禁”成立民进党，公开对国民党的专制独裁统治提出挑战。
1975年，蒋介石病逝台北，其子蒋经国全面掌握党政军大权。为挽颓势，蒋经国自1972年出任“行政院长”后便打出“革新保台”旗帜，出台了一系列“政治革新”措施。
一是大力推行“本土化”政策。国民党逃台之初，为防止本省籍人士坐大危及自身统治，基本上由随国民党自大陆逃台的外省籍人士占据“中央”政府的重要职位，本省籍人士只能在地方发展，难以进入上层决策圈。但这一省籍歧视政策却引来社会各界的强烈不满，并直接引发了省籍矛盾。蒋经国被迫在1972年开始有计划地推行“本土化”政策，扩大本省籍精英在党政机关中所占的比例，并极力拉拢台湾地方势力，起用、扶植一大批本省籍人士出任党政要职，李登辉、林洋港、吴伯雄等一大批本省籍精英就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进入国民党上层权力圈的。
二是大力进行“行政革新”。蒋经国掌权后大力推行“新人新政”。不仅大刀阔斧地展开人事改革，大量启用新人与年轻人，使连战、陈履安、关中、宋楚瑜、钱复等一大批“青年才俊”脱颖而出，成为政治舞台上耀眼明星。还提出了“禁止公款吃喝、行政官员不得进出娱乐场所、官员下去视察必须轻车简从、杜绝贪污、受贿”等“十项革新要求”。上述措施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改变外界对国民党贪污、腐败、老化的不良印象，蒋经国也因此获得了“平民总统”的美称。
三是实行“政治革新”。在中美正式“建交”，祖国大陆提出“和平统一、一国两制”基本政策方针，以及岛内民众强烈要求开放“党禁”、解除“戒严”的内外压力下，蒋经国在1986年3月的国民党十二届三中全会上宣布进行全面“政治革新”。其中最具关键性影响的就是于1987年7月14日宣布解除长达38年之久的“戒严令”，岛内民众自此可以不受“党禁”、“报禁”、集会游行的限制，自由地争取参政、问政、议政的机会。这是国民党自1949逃台以来，在政治上进行的最大幅度的一次调整，为李登辉时期的“宪政改革”奠定了基础。
三、李登辉：“国民党台湾化”（1988-2000年）
在日据时期长大的李登辉属于极少数深得“日本皇恩”的“皇民”，曾改日本名为“岩政里男”。1970年代初，身为“农经专家”的李登辉因缘际会获得蒋经国的赏识，1972年被任命为主持农业改革的“政务委员”，之后历任台北市长、台湾省主席等要职，并于1984年升任为蒋经国的“副总统”，成为权倾一时的本省籍“风云人物”。蒋经国信任、提拔李登辉的主要原因在于，一方面蒋认为李是学者从政，没有政治野心、也没有政治班底，不会拉帮结党，易为各派势力所接受，也便于控制；另一方面是李登辉的本省籍背景顺应了蒋经国推行“本土化”政策的要求，有利于树立用人不分省籍的形象，缓解因政治资源分配不公而引起的矛盾。
蒋经国当时并未规划由李登辉来接班，而是一直想大力培养次子蒋孝武，但因蒋孝武涉嫌主导1984年的刺杀江南命案，引来岛内外的强烈反弹，迫使蒋经国在1985年底和1986年初两次对记者公开声称：“从未考虑由蒋家人来继位，蒋家人不能也不会竞选下届总统。”“传子梦”破灭后，蒋经国便开始筹划由“副总统”李登辉、国民党秘书长李焕、“行政院长”俞国华、“参谋总长”郝柏村等四人集体接班，但还未等这一规划完成，蒋经国就于1988年1月13日突然病逝，当天下午李登辉就依法继任“总统”。但是，党内却围绕具有真正实权的国民党主席一职到底由谁担任展开了激烈的争斗，以宋美龄为首的保守派反对由李登辉担任，对李能否掌握最高党政权力产生了极大的威胁。这时候，极具政治手腕的李登辉一方面摆出一副“和平、谦恭”的低调形象，马不停蹄地一一登门拜访国民党元老，争取其支持；另一方面打出“改革”旗号策动国民党内要求革新的少壮派在媒体上投书为其造势。而时任国民党副秘书长的宋楚瑜在1月27日的中常会上突然率先公开发言支持李登辉兼任党主席，更使得“拥李派”趁势而上，最后迫使大会通过了由李登辉代理党主席的提案。
1988年7月，国民党召开第十三届代表大会，李登辉正式当选为国民党主席，最高权力地位基本确定。在接下来的党内权力重新分配中，以宋美龄为首的保守派被挤出权力核心，在蒋氏父子时期只允许在县市以下层级活动的地方派系领导人则大批被引入“党中央”，使得钱权勾结的“黑金政治”在李登辉任内发展到极致。此外，为实现所谓“推翻国民党外来政权、建立台湾国”的梦想，李还与民进党公开推行以谋求“台湾独立”为核心的内外政策，不仅通过“宪政改革”初步形成了一部“台湾宪法”，并在国际上大搞“务实外交”，意图造成“一中一台”的事实。
李登辉在任内大力排除异己的行为也直接导致了国民党的分裂。1993年8月，因不满李登辉独断专权、背弃国民党传统的“一个中国”政策，以赵少康、王建煊为首的国民党少壮派集体退党另组新党，造成国民党退台后的第一次分裂；1996年“总统大选”前夕，为了通过选举打倒李登辉，林洋港、郝柏村、陈履安等人违纪参选，但被李开除党籍，引起党内支持群众的第二次分裂；2000年“总统大选”时，时任台湾省长的宋楚瑜因不满李登辉的打压而脱党参选，最终导致国民党因票源分散而丢失了50年执政政权，国民党正式下野。
四、连战：在野党图谋翻身（2000年至今）
2000年3月18日当晚，愤怒的国民党基层支持群众包围了国民党中央党部，强烈要求李登辉为“总统”败选负责，李被迫辞去国民党主席一职，由副主席连战接任，国民党自此进入了连战领导下的在野时期。
国民党丢失执政权的直接原因为国民党分裂为连战与宋楚瑜两个阵营，深层次原因却是国民党执政50年来黑金、腐化积弊深重失去民心所致。为东山再起、浴火重生，国民党自败选后推出了一系列党务改造措施，全面清除李登辉“台独”分裂路线的影响，回归传统的“一个中国”政策。国民党不仅明确将党定位为“中华民国的中国国民党，不是外省党，也不是台湾党，更不是台独党”，强调国民党追求中国最终能在“民主、自由、均富的前提下达成统一”，并主张两岸在“国统纲领”、“九二共识”的基础上恢复谈判，全面开放“三通”、松绑“戒急用忍”等等。
基于赢取2004“总统”选举的考虑，为洗涮“联共卖台”的污名，国民党虽然在2003年下半年避谈“九二共识”，并积极推动“公民投票法”完成立法，甚至提出“不排除台独成为台湾人民未来的选项”，但国民党认同、捍卫“中华民国”，反对“台独”的基本立场并没有发生质的变化。
随着50年执政权的一夕丧失，加之宋楚瑜、李登辉成立新政党带走了部分传统国民党票源，使得国民党表现在选票上的政治实力急速下降。在2001年底的“立委”选举中，国民党的席次由之前的115席腰斩为68席，得票率由46%迅速下降为28.8%，由第一大党变为居于民进党之下的第二大党。基于反“台独”的共同理念以及对付民进党的共同需要，国民党早在2000年底便结合“系出同源”的亲民党、新党等泛蓝势力，以“立法院”为舞台，对民进党展开强力制衡。为避免“泛蓝军相争、民进党得利”的现象一再发生，票源高度重叠的泛蓝三党还就2001年底的“立委”、县市长选举以及2002年底的台北、高雄市长选举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合作。面对2004年“总统”选举，泛蓝高层均深知“合则可胜、分则两败”，为重新夺回执政权，国亲两党早在2002年底便达成“总统选举共推一组人马参选的共识”，并于2003年2月14日正式宣告“连宋配”成军。

民进党

从“民主进步”到全面“台独”
1986年9月28日，因反对国民党专制独裁统治而集结的“党外”势力正式组建“民主进步党”（简称民进党），结束了国民党40多年的“一党专制”局面。民进党成立后，随着岛内局势的变化，逐渐由主张“住民自决”蜕变为追求“建立新而独立的台湾国”的“台独党”。在2000年3月民进党成为执政党后，“台独”理念在各个领域全面落实。
一、民进党成立，打破国民党“党禁”（1986年至1990年代初期）
1970年代以后，随着台湾经济的迅速发展，岛内民众要求分享政治权力的意识日渐抬头，迅速崛起的中产阶级更是迫切希望获得与其经济实力相适应的政治权力。各种反抗国民党专制统治、俗称“党外”的政治势力也活跃起来，成为台湾政坛上的一支重要力量。1977年11月，因不满国民党在桃园县长选举时当场舞弊、弄污选票，“党外”参选人许信良的支持者群起火烧警察局，史称“中坜事件”。事件发生后，“党外”势力则借这股“民气”加速集结，并于1978年10月联合成立“全省党外助选团”，提出十二项共同主张，开始走向组织化，将“党外”运动推向了一个新阶段。1979年8月16日，“党外”人士创办了《美丽岛》杂志社，共有160多名“党外”知名人士参与其中，并在全台各地设立了20多个分社；《美丽岛》不仅撰文抨击国民党的专制统治，呼吁“打倒特权”，开放“党禁、报禁”，更以此作为联系群众、聚集力量的主要阵地，成为“党外”势力的大本营。为摧毁这股力量，国民党于12月12日以“涉嫌叛乱罪”拘捕了杂志社的主要成员，并查封了杂志社及其设于各地的办事社，史称“美丽岛事件”。经此重挫，“党外”运动除了要求国民党当局平反“美丽岛事件”外，也逐渐向组织政党的目标推进。
1986年9月28日，部分“党外”人士突破国民党的“党禁”政策，宣布成立民进党。由于“党外”势力成份复杂，既有随国民党自大陆逃台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反对国民党专制统治的本土势力，也有追求“台独”的分裂分子，相互间有关台湾前途的主张也各异，为求取内部平衡，在共同对抗国民党的总目标下，民进党最后决定在内部决策上实行“派系共治”，也即党内任何重大决策都必须经由各派系讨论、协商后共同决定。在有关台湾前途的主张方面，回避了激进的“台独”主张，改以文字较为模糊的“住民自决”为宗旨，但各派对“自决”的涵义做出了不同的解释，主张“台独”者认为“自决”即“台湾独立”，其他则认为“自决”仅为一种方法或过程，并非结果，不排除“独立”、维持现状或与大陆达成统一等任何选项。但自1988年李登辉上台后，在李登辉的纵容与暗助下，“激进台独”主张逐渐在党内占据主流地位，并于1991年抛出“建立台湾共和国”的“台独党纲”，彻底蜕变为“台独党”。
这一时期，民进党积极参与“中央”与地方各个层级的选举，并获得了一定的席次，其党员数则从建党之初的1000多人发展到1991年的2万余人。由于民进党力量微薄，难以在“立法院”及“国民大会”通过合法途径抗衡国民党，因而不仅经常在“立法院”对国民党的官员及“立委”大打出手，还不时聚众上街游行，甚至通过与警察发生流血冲突等暴力手段向国民党当局施压，因此在“台独党”之外又获得了一顶“暴力党”的帽子。
二、“温和”转型，巧妙改变政党形象（1990年代中后期）
李登辉自1991年后展开的“宪政改革”，将民进党所主张的“国会全面改造”、开放省市长民选以及“总统”直选等纳入“宪法增修条文”，为民进党通过选举累积实力、进而夺取政权创造了条件。尤其是在1993至1997年由许信良、施明德先后担任党主席时期，民进党积极推展政党转型运动，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民进党的形象。
一是在“台独”主张上推行“务实转型”。为打消选民对“台独”的疑虑，民进党进入1992年后开始对“台独党纲”进行淡化处理，不再露骨宣扬“台湾共和国”。1995年9月13日，时任党主席的施明德在美国公开宣称：“台湾是主权独立国家，民进党若执政，不必也不会宣布台湾独立”，第一次公开提出“事实台独”理论。在1996年“总统”选举中，以彭明敏为首的“基本教义派”坚持大打“台独”牌，导致民进党以21%的超低选票败选，使党内要求“台独”务实转型的呼声加大，“温和台独派”更宣称“台独是票房毒药”，应修改“台独党纲”。1996年5月，在各派系大老的支持下，民进党新生代提出“台独运动的新世代纲领”，指出：“当更改国体、国号等与凝聚共同体意识的目标发生冲突时，可以暂时放弃更改国体、国号，台独不一定以台湾为国家名称”，吹响了“务实转型”的号角。但这一举动却遭到“基本教义派”的强烈反对，指责转型是“贬低台独、模糊台独、俗化台独，甚至丑化台独”，并于1996年10月出走另组“建国党”。
二是推动政党合作，改变政党形象。以施明德为首的民进党中央自1996年开始积极推动政党合作，并提出“大和解”、“大联合政府”的主张。1996年初，民进党通过喝咖啡、聊天的方式与新党实现了“大和解”，进而在新一届“立法院”中组成“在野制衡联盟”，但这只是利用新党迫使国民党让步而已。1996年7月1日，许信良接任党主席的当晚便“夜奔敌营”，与李登辉密谈近1小时，为实现国、民两党联手进行第四次“修宪”铺路。1996年底，两党在“国发会”上不顾新党和岛内各界有识之士的强烈反弹，达成了22项“宪改共识”。1997年7月18日，历经两个多月的激烈争吵、讨价还价之后，在国、民两党主流派的联手操控下，强制完成了第四次“修宪”。经此“修宪”，“中华民国宪法”基本上宣告终结，国、民两党主流派追求的“台湾实质独立”的“国家政权新体制”得以确立。
民进党推行的一系列政党转型行动，使民进党给外界留下的“台独党”、“暴力党”、“缺乏执政能力”的不良形象有所改观，认同和支持民进党的选民逐年稳步增长。不仅党员人数急速扩大，由1991年的2万急速上升至1999年的20万，在选票上的实力也有所上涨，并在1997年县市长选举中，在席次和得票率方面首次双双超过国民党，大力扭转了在1996年“总统”选举惨败后的低迷气氛。
该党综合实力和国际知名度的大幅提升，不仅增强了党内加速转型的信心，也为其实现“地方包围中央”，夺取最高执政权创造了条件。为争取广大中间选民的支持，赢得2000年“总统”选举胜选，民进党于1999年5月8日通过了“台湾前途决议文”，宣称“台湾是一主权独立国家，依目前宪法称为中华民国，但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任何有关独立现状的更动都必须经由台湾全体住民以公民投票的方式决定”。由于决议文避免使用“台湾共和国”字眼，并提及“中华民国”，为其躲在“中华民国”外壳行分裂之道作了极好的遮掩，并因此争取了不少中间选民的支持。
三、变身执政党，陈水扁“一人独大”（2000年5月至今）
2000年3月18日，台湾地区最高领导人改选结果揭晓，拜国民党分裂之赐，陈水扁以微弱多数当选。
陈水扁于1951年出生在台南县的一个佃农之家。1979年12月，“党外”人士反抗国民党专制的“美丽岛事件”爆发后，陈水扁因担任“党外”领导人之一黄信介的辩护律师，开始走上从政之路，从此一发不可收拾。1994年，陈水扁当选为首届民选台北市长，跨出了政治生涯中最为关键的一步。上任后，陈刻意展现“与国民党不一样的作风”，强力推动市政，刮起了一股强劲的“陈水扁旋风”,一跃成为民进党内无人匹敌的“超级政治明星”，并先后登上了美国《新闻周刊》、《时代》、《商业周刊》等著名杂志的政治人物风云榜。在争取1998年底的台北市长连任败北后，陈水扁则投身于2000年“总统”选举，并逼迫“一生志在总统”的前民进党主席许信良于1999年5月退党自行参选。
在2000年“总统”选举中，国民党籍的连战、民进党籍的陈水扁以及独立参选人宋楚瑜三组人马综合实力相当、竞逐激烈，陈水扁最终能以微弱多数当选，除了渔翁得利，还因为李登辉一直认为只有陈水扁才能真正继承其“台独”分裂路线，并于1998年亲自封陈为自己的“接班人”。当李发现连战选情不妙时，为防堵宋楚瑜上台，便在选举最后关头伙同与其关系密切的本土财团操作“弃连保扁”。三是国民党统治台湾50多年来，尤其是李登辉主政后，贪污腐败、“黑金政治”发展到巅峰，引起岛内民众强烈不满，殷切希望“政党轮替”。陈水扁推出“新政党、新政治、新政府、新领导、新中间路线”的“五新”口号，高唱“反黑金”、“政党轮替”有利于争取“反黑金”、“求新求变”选民的支持。而曾获诺贝尔化学奖、形象比较清新的“中央研究院长”李远哲在选前最后关头发表“挺扁”言论，进一步促使了部分渴望改革的选民转向陈水扁。四是李登辉主政期间，大肆推行“台独”分裂路线直接助长了民进党的发展，使其形成了相当的政治实力。不仅在历次“立委”选举中拥有30%左右的选票基础，更在县市长选举中掌握了45%左右的选票，为其迈向执政之路创造了一定的基础。在上述因素的影响下，民进党终于实现了所谓的“政党轮替”，成为台湾地区的执政党。
陈水扁上台后开始取代国民党掌握了政治、经济、社会资源，不仅全面掌控了行政系统，还逐步“绿化”公营企事业，迅速建构起“绿色”政商关系网，并不断利用手中所掌握的资源积极发展基层实力。在2001年底“立委”选举中，民进党获得33.38%的选票，取得87个席次，一举取代国民党成为“立法院”第一大党；县市长选举得票率则由1997年的43.12%上升至2001年的45.27%，党员人数更由1999年的20万一跃为41万。虽然民进党的综合实力有所上涨，但其得票率也仅维持在35%-45%之间，从未超过50%，仍未打破“泛蓝大于泛绿”的选票结构。此外，陈水扁上台后，党内弥漫“惟扁是从”气氛，任何重大决策、大小争议只有陈水扁发话才能拍板定案，各派系龙头、大佬说话分量急遽下降，尤其是陈水扁于2002年7月兼任党主席后，民进党自成立以来一直维持的“派系共治”的运作模式开始被打破，逐渐被陈水扁“一人独大”所取代。

亲民党
国民党的欢喜冤家
2000年“总统”选举，脱党参选的独立参选人宋楚瑜以30万票的些微差距落选。为了凝聚这股力量，宋楚瑜于当年3月31日正式宣布成立以“人民第一”为宗旨的亲民党，并自任党主席，由其在选举中的副手搭档张昭雄任副主席。亲民党成立的主要目标就是为了让宋楚瑜在2004年“总统”选举中卷土重来，而宋在2000年选举中获得的466万张票，以及其超人气的“个人魅力”也成为亲民党发展的重要基础与资本。
宋楚瑜1942年出生于湖南湘潭，其父宋达一直在军中任职，与蒋经国私人关系密切。1974年初，在美国读完博士学位的宋楚瑜返台担任蒋经国的私人英文秘书，并在年底以秘书身份代理“新闻局副局长”，之后又担任“新闻局长”、国民党文工会主任及“中央党部”副秘书长等职。1988年1月蒋经国去世后，“副总统”李登辉继位，国民党内团绕着掌握实权的党主席一职展开了激烈的争斗。对政治发展走向极为敏感的宋楚瑜，在接下来的“中常会”上率先表态支持稍占上风的李登辉兼任党主席，为确保李在党内的最高地位发挥了关键的“临门一脚”作用。自此，宋一路跟随李登辉，并充当李稳固自身权位，剪除政敌、排挤党内外省籍精英的“马前卒”和“打手”，与李建立起被舆论称为“情同父子”的关系。
1993年2月，宋楚瑜接替“行政院长”连战出任“末代台湾省主席”，为了替即将来临的“省长直选”铺路，宋一进入省政府就马不停蹄地走访基层、积极解决各种实际问题。为便于办公，宋还将一辆九人座的福特旅行车改装为“车上办公室”，车内装置了书报袋、传真机、电话等设备，可以随时与“中央”、省府及地方人士联络，进行办公。在宋的领导下，“省府团队”的工作效率奇高，不管哪里出现风灾、水灾，总是第一时间亲临现场，快速解决问题。宋扎扎实实经营基层的努力终于获得了选民的回报，在1994年12月首届台湾省长选举中，宋最后获得472万票，以60%的高支持率当选，以一介外省人打败了民进党高举的“台湾人要挣脱外来政权统治，做自己主人”的变天诉求。
472万的选票基础让宋楚瑜深刻体会到，民意支持才是其在政坛上发展的真正后盾，他要靠自己的实力而非李登辉“关爱的眼神”闯出自己的一片天。为培养地方人脉，宋楚瑜上任后充分利用省府政经资源，四度走遍台湾全省309个乡镇，探查民情、解决问题。为防止宋楚瑜势力继续坐大危及自身权力，李登辉采取了包括“冻省”也即自1998年后停止省长及省议员的选举等方式打击宋楚瑜，李、宋关系自此极速恶化。
在筹备2000年“总统大选”中，尽管宋楚瑜的民间声望很高，国民党基层也极力撮合宋楚瑜与连战搭档参选，但在李登辉的反对下破局。为彻底打击宋楚瑜，李登辉于12月9日恶意控告宋楚瑜涉嫌侵占高达1.4亿新台币的国民党党产，从而引发震惊岛内的“兴票案”风波，使宋的“清廉勤政”形象大受打击，支持度快速下滑至25%，成为其最后高票落选的关键因素。
虽然亲民党的支持者强调亲民党的成立是基于“理念的结合”，但所谓“理念”主要是将“宋楚瑜送进总统府”，宋楚瑜所到之处更是“宋”字旗帜随之飘扬，具有浓厚的“宋楚瑜一人党”色彩。
亲民党成立后，宋楚瑜的支持者逐渐转化为亲民党的党员及支持者，各地要求入党的民众非常踊跃，目前该党正式党员已突破6万。据民意调查机关所做的调查显示，亲民党成立前夕已拥有12%的支持度，之后一直稳步向上发展，一般维持在17%左右，居于民进党和国民党的支持度之间，成为继国民党、民进党之后的岛内第三大党。
从国民党分裂出来的亲民党基本上继承了国民党“一个中国”的政策。亲民党指出，两岸都是历史、文化、地理的整个中国的一部分，在“一中层顶”下，让各自拥有“独立主权”的“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共同参与国际组织；两岸应在“九二共识”的基础上恢复谈判，开放两岸直接“三通”，逐步由经济、文化整合逐步迈向政治整合等等。
由于国亲两党“系出同源”、票源高度重叠，面对2004年“总统”选举，一向对政治发展脉动极为敏锐的宋楚瑜深知，在陈水扁拥有庞大执政资源以及泛蓝选民强烈要求两党合作的内外压力下，国亲两党除了合作别无他途。若不采取务实态度推进“国亲合”，自己强出头不仅必输无疑，还将背负造成泛蓝分裂的罪名，不利于其本人与亲民党发展。2003年初宋即不断表示，在“总统”参选问题上，“什么都可以舍得”，绝没有“非我莫属”的心态。2月14日，连战与宋楚瑜共同发表“共同声明”，宋公开承诺在“正副总统人选搭配”问题上尊重连战的意见，宣告“连宋配”正式成局。

台联党
以“台独”为惟一使命
2001年8月12日，以李登辉为“精神领袖”，以延续“台独”分裂路线为宗旨的“台湾团结联盟”（简称台联党）正式成立，并在2001年底的“立委”选举中获得13个席次，成为“立法院”第四个政党。台联党成立后便以“台独护卫军”之姿，一再抛出各种“激进台独”主张，逐渐成为岛内外“激进台独”势力的“总代表”。
为终结“国民党外来政权”，将台湾从中国领土分裂出去，李登辉在主政12年间，不仅将传统外省籍精英一一排挤出国民党权力核心，将国民党裂解为国、亲、新三个政党，而且结合岛内“台独”分裂势力大力推行旨在分裂国家的内外政策，并在2000年“总统”选举的最后关头操作“弃连保扁”，使陈水扁最后以39.3%的微弱多数胜出。然而，“台独”分裂路线却在陈水扁上台之初面临极大挑战，一方面陈水扁“台独”政权身陷政经困境难以自拔，另一方面，以连战为首的国民党逐渐抛弃李登辉分裂路线，并与“系出同源”的亲民党、新党组成在野联盟联手“反独抗扁”，这一切令李登辉产生“外来政权即将复辟”、分裂路线难以为继的危机感。为防堵泛蓝军成功整合、帮助陈水扁稳定阵脚，并确保“台独”分裂路线得以有效延续，李登辉决定再度介入政坛。
早在2000年底，李登辉及其亲信便密谋鼓动国民党本土派人马出走另立“党中央”，阴谋失败后便指使前“内政部长”黄主文等人于2001年6月后积极招兵买马筹组新政团。8月12日，台联党举行成立大会，由黄主文出任党主席，并公开推荐了共39位“立委”参选人，主要由岛内失意政客及地方派系人物组成，意图在年底“立委”选举中夺取35个席次，进而在“立法院”与民进党组成“35+85”的“稳定执政联盟”，联手对抗泛蓝军。
作为第一位台湾本省籍“总统”，加之言行举止极具煽动性，李登辉深获部分本省籍民众的支持与认同，并产生了强烈的“李登辉情结”，认为“惟有在李登辉的带领下，台湾才有前途”。李登辉下台后虽然丧失了党政资源的分配权，其“政治光环”亦迅速消褪，但其执政12年来所累积的政治影响力、社会资源以及人际关系网络并未完全丧失，仍对岛内一小部分本土意识强烈的选民具有强大的号召力。在李登辉南北奔走、拼着老命的助选下，台联党在2001年底“立委”选举中获得7.7%的选票，一举跨过5%的政党门槛，取得“立法院”13个席次，在台湾政坛占有一席之地。但由于缺乏基层根基，台联党的整体实力比较薄弱，根据民意调查机构所做的调查显示，台联党自成立后，政党认同度一直维持在2%-3%之间；其中“急独”选民是台联党的主要选票市场，“缓独”选民是次要选票市场，且大多为50岁以上的闽南籍选民；40岁以下的年轻族群，以及主张统一及维持现状的选民多不支持台联党。到目前为止，台联党的党员总共不超过5000人。
打着“帮陈水扁稳定政局”旗号而成立的台联党进入“立法院”后，便以“友军”姿态与民进党展开全面合作。不仅在“立法院”有关人事案、预算案等公共政策的推动上全面配合民进党，一定程度上扭转了民进党在“立法院”居于劣势的局面，增强了陈水扁掌控政局的能力；并在县市长及“总统”等单一选区的选举中全力支持民进党提名的候选人。李登辉、台联党已多次明确表示，“为延续本土政权，一定要全力支持陈水扁连任，否则本土政权会断根”，并发动台联党、“李登辉之友会”、“群策会”、“李登辉学校”等系统全力“挺扁”，更宣称将在2004年2月28日当天发动一个规模高达100万人的“台湾正名运动”大游行，为陈辅选造势。
台联党不遗余力地推行“激进台独”路线，获得岛内外“激进台独势力”的认同与掌声，岛内外多个“激进台独”政治社团纷纷奉李登辉为“精神领袖”，台联党由此成为“激进台独势力”的“大本营”与“总代表”。
李登辉是台联党赖以生存的惟一资源，没有李就没有台联党，台联党“立委”程振隆曾非常传神地诠释，“李登辉的一个眼神，就足以决定台联的问政走向。”虽然李目前仍在“独派”选民中拥有一定的影响力与号召力，并拥有一定的人脉与社会资源，但近年来李的政治影响力迅速下滑却是不争的事实。在“激进台独”主张在岛内基本没有市场的情况下，台联党也摆脱不了居于末流位置的宿命。

新党
迅速崛起持续衰败
1993年8月10日，因不满李登辉背弃一个中国原则走向“台独”、勾结地方派系及财团助长“黑金政治”，赵少康、王建煊等十多位形象清新、要求改革的国民党少壮派“立委”宣布另组新党，这是国民党自建党以来的第一次正式分裂。
新党成立之初表现出强劲的生命力，成为国民党、民进党之外的第三支力量。但因新党的主要成员大多具有外省籍背景，而且主要以台北等都市区为活动中心，从而给外界造成“外省党”及“都会党”的印象，极大地影响、限制了该党的发展壮大。尤其是1997年后，新党因政治诉求失焦、内讧不断等原因逐步陷入危机，在2001年底的县市长及“立委”选举中，更因同质性极高的亲民党的挤压，而仅在金门获得1个县长及1个“立委”席位，得票率降至2.61%，最终未跨过5%的政党门槛而走向泡沫化。由于新党在成立之初标榜为“柔性政党”，党章规定党员享有充分的自主权，随时可以加入或退出，也不必交纳党费，因而新党并没有实质意义上的党员，主要为认同新党理念的义工和“精神党员”。新党在成立之初的政党认同度曾高达10%，在1995年更攀升至15%的高峰，但之后认同度逐年下降，目前仅维持在2%-3%之间。
新党在“建党宣言”中明确主张追求国家统一、反对台湾“独立”，强调“中华民族应固守原有之疆域，一寸山河一寸血，不容异族染指，亦不容分裂国土；坚决反对台湾独立，割裂民族脐带，自绝于10亿同胞”，同时要求开放两岸“三通”，促进两岸全面交流、建立互利共生的“大中华经济圈”。

“建国党”
激进“台独”的短暂表演
1996年10月6日，民进党内的“激进台独”成员因不满许信良等人推动的“台独务实转型”，愤而另组“建国党”。该党成立后便声称“台湾是主权独立国家，非中国一省，两岸的一切交流都必须在国对国的对等关系上进行”，推动台湾以“台湾共和国名义”加入联合国等等。
由于“激进台独”主张在岛内基本没有市场，“建国党”成立后并没有取得预期的发展，在1998年底的“立委”选举中仅获得1.44%的选票，因未跨过5%的政党门槛而快速走向泡沫化。陈水扁上台后，该党一些重要成员重回民进党；2001年8月台联党成立后，不仅该党的基本支持者完全转向台联党，该党一些重要成员为谋求政治第二春也纷纷加入台联党。“建国党”彻底走入历史。
“建国党”主要聚集了一些“激进台独”分子，并未正式招募党员，目前基本处于有名无产状态。目前“建国党”的党主席为何文杞。
（注：本文所引用资料到2004年为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