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边是残酷利益，另一边是更残酷的天气 冰雪荒原的游戏规则

作为地球上最后的“处女地”，南极洲丰富的科研、铁矿、可燃冰、磷虾资源，使得各国在南极的竞争已呈白热化。酷寒、强风、封冻、冰崩，面对危险四伏的环境，互帮互助仍是这片雪原上的首要“生存法则”。

“我们是在暴风雪肆虐的雪沟里穿行，该死的雪拱起一道道的波浪，看上去就像一片起伏汹涌的大海。”1912年1月27日，英国探险家罗伯特·福尔肯·斯科特在极点争夺败给了挪威人阿蒙森后，日记中对南极天气的描写充满了绝望。极度低温中，斯科特一行5人耗尽了最后的气力，葬身莽莽雪海中。

这里是地球自然环境最残酷的地方之一，南极。这里最低气温达到零下93.2摄氏度，最大风速可达100米每秒，而12级台风的风速不过是32.6米每秒。

时间过去一百年，破冰船、科考站先后出现在南极，人类的活动越来越多地改变着这片白色大陆。根据国家南极局局长理事会发布的数据，截至2013年11月18日，有30个国家在南极建站，总数是103个。

2014年1月3日，在救出俄罗斯“绍卡利斯基院士”号上52名乘客后，“雪龙”号也身陷近4米厚的冰层中，动弹不得。5天后，借助偏西风，这艘服役21年的中国南极科考破冰船才得以自行突围。复盘救援事件的诸多细节，可以管窥整个人类在南极复杂的游戏规则。

作为地球上最后的“处女地”，南极洲丰富的科研、铁矿、可燃冰、磷虾资源，使得各国在南极的竞争已呈白热化。酷寒、强风、封冻、冰崩，面对危险四伏的环境，互帮互助仍是这片雪原上的首要“生存法则”。

“在南极科学考察历史上，从来没有遇到有难发生，他人袖手旁观的事。”有着12次南极科考经历的极地专家王自磐说，“雪龙”号蹈险救难，中法澳三国接力援手，在南极来说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利益规则

各国在南极的“版图”相互重叠，争论不休。

1820年，美国人帕尔默、俄国海军上将别林斯高晋先后发现了南极大陆，沉寂的雪原开始有了人类的活动，平静的白色大陆有了最初的争夺。1920年，英国海军军官罗伯特·福尔肯·斯科特与挪威人阿蒙森的极点之争，则成为南极发现史中最悲剧一页。

不过，最初的争夺更多是荣誉性的，探险家和贵族的名字成为了这片大陆上的注脚。比如，别林斯高晋海就是以南极大陆最早发现者之一的俄国海军上将法捷耶维奇·别林斯高晋命名的。美国在南极点的科考站，被命名为阿蒙森-斯科特站，将这对竞争者的名字放到了一起。

1908年，英国首先对南极提出了领土要求。紧接着，新西兰、德国、南非、澳大利亚、法国、挪威、智利、阿根廷等8国政府先后对南极洲的部分地区正式提出主权要求。到1940年，这些国家已对83%的南极大陆实施了“瓜分”，只剩下西经90°-150°之间的洼地被认为是留给美国的“空白”。

各国领土要求的依据基本是“发现原则”，哪国先发现某地，就宣布属于自己。当时的技术有限，不能在南极长期有效驻留，各方对南极的领土要求基本是纸上作图。

各国在南极的“版图”相互重叠，争论不休。智利、阿根廷和英国都看中了战略位置最佳的南极半岛。上世纪40年代，英阿互相拆除对方的标志物，立起自己的，被戏称为“标志物破袭拉锯战”。

智利、阿根廷两国政府还在南极设立了邮局、银行和学校等生活设施，甚至在南极打电话也按国内标准收费，并鼓励妇女到南极分娩，孩子一出生马上被宣布为“南极土著居民”。另外，两国政府在“南极领地”召开国务会议以制造权力根据。

1946年至1948年，美国考察过的土地约占南极总面积的80%，占尽优势。美国宣布不承认其他国家在南极的主权，并保留自己的领土要求权利。另一个超级大国苏联也表态，如果没有苏联参与，南极版图的任何解决方案都不具效力。

1959年12月1日，12个在南极从事过实质性科考的国家签署了《南极条约》。条约规定南极非军事化，冻结法律地位，除禁止提出新的主权要求外，对曾经提出的主权要求既不承认也不否认。

“《南极条约》是南极条约体系的核心，是南极地区的基本法。”中国海洋大学郭培清教授说，条约规定了各国在南极活动的基本原则。

1983年，南极问题被列入联大议事日程，许多无力亲赴南极的国家都强烈要求改变南极事务被少数国家支配的现状，但《南极条约》协商国集团坚决反对“彻底开放”，认为南极的科学考察是投入巨大而持久的事业，必须坚持“投入与受益相匹配”的原则。

按照这一准则，科学成为南极权益话语权的依据。而此时，中国人还从未踏上过南极的土地。

潜规则

“绍卡利斯基院士”号被困的海域按照传统划分属于澳大利亚的势力范畴，所以救援的讯息、组织由澳大利亚承担。

根据《南极条约》体系，南极管理模式成了联合国外管理无人居住地的一种独特方式。它的管理者是由28个国家组成的“南极条约组织”，重大事务由每年一度的南极条约协商会议决定，具有明显的排外性。

1983年9月，中国首次派代表出席南极国际会议，进入表决环节，中国代表团因未到过南极被请出会场，与会代表泪洒当场。

王自磐说：“以前我们投入不多，大的项目做不来，开会的时候就只能听听。在南极成果多显示你的科技力量强，如果你这次贡献多，将来你话语权就大，你说话算数。”

1984年12月26日，中国第一支南极科学考察队终于登上了南极洲乔治王岛，南极第一次飘扬起五星红旗。极地专家鄂栋臣回忆，当时所有人都很激动，云层很厚，阳光从云缝照射下来使极地十分耀眼，有人站在船头大喊：“南极！中国人来了！”

然而，中国人的南极之旅并不顺畅，问题很快就来了。1994年出版的《国际环境政治》一书中，澳大利亚学者洛兰埃利奥特记录了长城站的建设过程：中国科考队把鸽子和宠物带到了南极……

其他国家的科考人员与中国人进行了非正式的协商，告诉中国人做错了。“这明显说明一个问题，服从规则应该被视为接受教育的过程。”洛兰埃利奥特写道。

南极科考奉行的“潜规则”是，谁首先对一个区域进行考察，谁就拥有在这个区域建站的优先权；相应的国际惯例是，哪国在某地建站，周围的科研活动就以哪国为主。为了在南极问题上获得更大的发言权，甚至一些小国也千方百计地前往南极建站“插旗”。

冷战时期，苏联在南极大陆四周先后建立了8个常年科考站，各站之间基本等距，均匀分布于南极大陆，如棋子般的布局，用意深远。

与管理问题伴随的是，原先赤裸裸的领土要求得不到满足，软性控制就大行其道。打着保护南极环境旗帜，通过建立南极特别保护区和南极特别管理区，进而转化为有效控制，成为新的办法。在第三十届《南极条约》协商会议上，美国提出的特别管理区面积达到26400平方公里，是此前最大特别管理区面积的近百倍。

截至2013年11月18日，阿根廷在南极共有13个考察站，是目前南极考察站数量最多的国家，智利也有12个考察站。王自磐介绍，正是由于当时中国与智利关系密切，才得以在乔治王岛上建立长城站。

乔治王岛建有10个科考站，被称为南极的“地球村”。在这里，智利和阿根廷都是“大哥”一样的存在，科考站人员物资的运输需要借助智利的军用直升机。而根据智利和阿根廷两国海军的协议，两国的舰艇轮月巡视南极半岛海域。这种巡逻，对于在南极遇险的科考船只人员来说，无疑可以提供最有力的救援。

在南极各项事务中，澳、英、新、美、智五国一直处于第一梯队，俄、阿、挪、日、法、比等国为第二梯队。一些力量较弱的国家，则通过依附南极科考强国，参与南极事务。2009年1月，中国南极首个内陆科考站——昆仑站在冰穹A地区宣告建成，也意味着中国跻身世界南极科学研究的第一梯队。

此次，“绍卡利斯基院士”号和“雪龙”号被困的海域按照传统划分属于澳大利亚的势力范畴，救援的讯息、组织也多由澳大利亚承担。

大自然的规则

极端残酷的环境，让人类从南极探险伊始便树立了相互救助的传统。

2013年11月7日，“雪龙”号从上海出发前往南极，任务就是创建中国在南极大陆的第四个科考站——泰山站，以便于中国在南极地区未来竞争中占据优势。

当“绍卡利斯基院士”号船遇险时，航行近两个月的“雪龙”号是离遇险船最近的破冰船。“雪龙”号船长王建忠说：“中国是国际南极大家庭的成员。南极自然环境十分恶劣，当别人遇到困难，每个人都有义务、义不容辞地互相帮助。”

2008年，“雪龙”号在距离中山站附近50公里处被困21天，中国第24次南极科考中山站站长徐霞兴亲历了整个救援过程。“当时俄罗斯人为我们补充了部分物资，帮助我们渡过了难关。”他说。

大自然的残酷背后，人类在南极相互救助已成传统。2003年12月6日，韩国两艘橡皮艇在返回世宗王站时遭遇九级大风降雪，一艘橡皮艇失踪，三名科考队员下落不明。正在长城站内执行任务的王自磐接到了韩国方面的呼救，亲身参与了那次大救援。

得知韩国方面遇险之后，时任长城站站长当即拍板“赶紧组织力量，全力搜寻”。王自磐带领6人小组，配上一辆雪地摩托从站区出发，沿东面海岸向南搜索。阿根廷海军南极巡航船Castillo在得知韩国小艇出事之后，也立即赶到出事海域，在麦克斯威尔海湾北部海域展开搜救行动。

次日，“世宗1号艇”在搜救过程中再度遇险，5人翻船落入冰海，韩国站陷入绝境，王自磐说当时都听得见世宗王站长尹镐一语带哭腔。长城站决定出艇救人，但苦于没有机械师驾船，王自磐呼叫了俄罗斯站站长奥立格，对方立即答应派人协助。

除中国之外，俄罗斯、阿根廷、智利、乌拉圭等国也都倾力相助，韩国8名失踪科考队员7人获救，科考队员全在奎死亡。事后，韩国政府还赠送铭牌向各国表达感谢。

王自磐说，此前的韩国站站长郑豪诚热情好客，多次同时邀请中国长城站站长董利和俄罗斯站站长奥立格做客世宗王站。“站长们亲密无间，三个考察站之间时时你来我往，事事互相帮忙。”王自磐说，三国科考人员经常一起钓鱼、体育活动。

当时，世宗王站可以播放译制的《三国演义》，中韩俄三国站长意气相投结为兄弟，乔治王岛“桃园三结义”一度在南极科考圈内传为佳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