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子墨的西藏能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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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凰卫视主持人曾子墨与西藏缘分颇深，“去过西藏就会上瘾”。然而，“这次去西藏，是我最想去的一次，也是最不舒服的一次”

2000年6月，曾子墨第一次去西藏，那时她刚从摩根士丹利辞职　图片由曾子墨提供

曾子墨最新的故事发生在西藏。
3月14日深夜，香港，结束了工作的曾子墨准备和朋友一起喝咖啡。回到酒店换衣服时，她从CNN的电视画面上看到了拉萨骚乱的报道。接下来，曾子墨在BBC看到了同样的消息。确认消息无误后，她搭乘第二天最早的航班飞到了北京。
当曾子墨赶到办公室时，中央电视台开始播发拉萨骚乱的新闻。在召集制作组开会的同时，给国务院新闻办公室的采访申请发出去了，去拉萨的机票订好了。然而讨论选题时，第一批去拉萨的记者被迫从机场返回北京。
接下来是漫长的等待。3月23日早上，曾子墨得到了国新办外宣部门的通知，她可以去西藏了。西藏方面的宣传部门也表示，欢迎凤凰前去采访。下午两点，曾子墨和同事登上了前往拉萨的飞机。这使得她成为事发后最早抵达拉萨的记者之一。

“去过西藏就会上瘾”
2000年6月，曾子墨第一次去西藏，那时她刚从摩根士丹利辞职。
此前，曾子墨在这个老牌的跨国企业里工作了4年，从分析员做到经理。突然放弃这份待遇优厚的工作，无论是她的同事，还是远在北京的父母和美国的哥哥姐姐，都感到吃惊和不解。
她的辞职与一本书有关。在香港去新加坡的飞机上，曾子墨翻开了棉棉的小说《糖》。在那本近乎自传的小说里，她看到一个上海女孩的另类人生：早恋、失学、离家出走、吸毒、同居、回家、戒毒、创作……
曾子墨一直是个乖孩子。1972年，她出生在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父母是北京大学的同班同学，毕业结婚后两人都在高校任教。父亲在北京广播学院教电视剧创作，母亲在中国人民大学教中文。曾子墨是家里最小的孩子，哥哥比她大9岁，姐姐比她大11岁。
从小到大，父母对她和哥哥姐姐惟一的要求是在考大学时，报考理科专业。这个要求与父母的人生经历有关：因为母亲家庭有国民党背景，在1949年以后的历次政治运动中，学文科的他们吃够了苦头。
1991年6月，19岁的曾子墨从人大附中被保送到人大读国际金融。其时，读计算机专业的哥哥姐姐已经到了美国。在同学为高考忙得热火朝天时，已经踏入了大学校门的曾子墨在家里闲得发慌。父亲看她无所事事，建议她考托福提高英语水平。忙了一个月，她自己也没想到，自己考了660分，成为那年北京托福考试第一名。
1992年，曾子墨到美国达特茅斯大学攻读经济专业。和所有内地留学生一样，从英语交流到论文写作，她花了两年时间来适应美国的教育。等到一切没有障碍的时候，她开始忙工作和实习。几乎没有费什么劲儿，她顺利地进入了美林证券实习。惟一的努力是在毕业找工作时，使出浑身解数的曾子墨，考进了包括摩根士丹利在内的3家投资公司。
华尔街白领丽人的生活，稳定、体面的收入却不能让她的内心安宁。“那段日子，看不到太阳升起和月亮落下，经常呆在办公室里，忙到凌晨4点钟，才离开办公室，回到家里眯上一两个小时，换件衣服梳洗一下又去了办公室。在回家和上班的路上，陪伴我的就是路旁的路灯。”曾子墨说。
虽然连续被评为优秀员工，工资卡里的金额也不断在上升，但是钱带给曾子墨的满足和快乐并不长久。中午在咖啡厅里吃饭，看着同事谈到钱时放光的眼神，她觉得那只是一些枯燥的数字。工作两年后，曾子墨从纽约摩根士丹利总部到了香港分部。从此，她回家的距离近了，可以在周末回北京看爸爸妈妈了。但工作环境并没有因为地理变化而改变，由分析员升为独立操作项目的经理后，她对办公室-飞机-酒店的生活厌倦了，重复的工作也不再让她有新鲜和兴奋。
棉棉的《糖》让她有了辞职的念头。“我觉得棉棉特别酷，她选择了一条和大多数人不同的道路，直到成为一个作家。这个世界上有许多种活法，我干嘛不为自己选择一条道路呢？”
回到香港，在工作没有下家的情况下，身心疲惫的曾子墨就向老板递交了辞职信，还放弃了一笔不小的年终奖金。因为“我觉得一刻也不能等了”。在整理完办公室后，她订购了一张去西藏的机票，挥别了摩根士丹利工作的4年。
去西藏的心情很纯粹，就是去散心。在一周多的时间里，曾子墨一个人背着旅行包走街串巷，“第一次去西藏，什么都想看，什么都看不够。”
当时她对西藏的历史和现实并不是很了解，只是觉得西藏特别美，跟其他地方不一样。曾子墨记忆最深的是大昭寺收门票的一个小喇嘛，“他十三四岁的样子，一脸孩子气。他一边收门票一边学英语——《许国璋英语》，特别专注。我问他几岁来的，怎么来的，为什么学英语。他跟我说也不为什么，就是大家都在学英语。”
曾子墨不以宗教为心灵寄托，但“对藏传佛教相当尊敬”，从西藏回来后，她开始有意识阅读与西藏有关的书籍。这些书籍大多来自海外、港澳台。书中往往会传达一些闻所未闻的事情，民族的、宗教的、历史的、国家的……“我倒未必当作信史来读，但至少觉得那些话题特别有意思。那些话题不仅在中国存在，任何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和地区总要面临这些问题。”曾子墨强调。“去过西藏就会上瘾，就总想去。”至今为止去了多少次藏区，曾子墨已经记不清楚了。她一直想去的地方是阿里，不过那至少需要三个星期，“以后再找机会吧。”曾子墨说。

比央视慢，比外国媒体快
2000年秋天，曾子墨结束了西藏孤身之旅，回到北京。准备去时尚杂志从事管理工作的她，接到了凤凰打来的电话。刚上市不久的凤凰，希望她负责投资业务拓展工作。
厌倦了与数字打交道的曾子墨在与刘长乐洽谈工作、薪水时，表达了自己希望从事电视制作工作的想法。虽然做主持人的薪水比摩根士丹利的薪水少得多，但她还是抓住了机会。当时，凤凰资讯台正在筹备，需要财经节目主持人。看在认识曾子墨爸爸的份上，刘长乐给了她试镜的机会。
虽然不懂编辑、剪片、采访，但书卷气浓气质甜美的她坐在镜头前，倒也落落大方。面试的结果是，凤凰的台长王纪言把她列为了候选主持人。经过两个月的电视制作恶补，2001年1月，曾子墨成了新开播的凤凰资讯台《股市直播室》的主持人，一天三次与观众见面。
不久，为发挥她的强项，凤凰为她量身打造了《财经点对点》。很快，有着专业背景的曾子墨在刚刚兴起的财经新闻领域脱颖而出如鱼得水。工作了一年不到，就获得了2002年的“年度最佳财经类节目主持人”的奖项。
因为收视率一直提升不上来，《财经点对点》在凤凰得到的支持并不多。最后，转型中的《财经点对点》将目光慢慢延伸到了经济背后的社会民生问题上，几乎是立竿见影，节目的收视率和社会影响一下子就上来了。
于是，在《财经点对点》基础上诞生的《社会能见度》正式亮相。
和与名流打交道的《财经点对点》不同，整天上山下乡的《社会能见度》让生长在城市里的曾子墨看到了一个真实和复杂的中国。
《社会能见度》的第一期节目是《大邱庄》。时隔3年，这个不太成功的节目差点被她淡忘。“当时我们主要是想去看看，过了那么多年，没有禹作敏的大邱庄变成了什么样子。禹作敏时代的部下和家人都不愿意接受采访，因此这个片子变成了一个体验观察片。”曾子墨回忆说。
从2005年至今，曾子墨和她的同伴们走出了演播室，深入到她从未去过的城市边缘、山村乡野，用眼睛和镜头打量、记录转型期的中国大陆。她去了孙大午父母住的小村，和他们一起分享被苍蝇围绕叮咬过的晚餐；前往河南艾滋病村，与艾滋病人握手拥抱……
这些经历让一直在城市里长大的子墨认清楚了她脚下的土地。“我从未想过，在上海、北京、香港这样靓丽的现代化中国外，还藏着一个正在痛苦呻吟的中国。虽然在一个国家里，距离很近，却遥远得像完全不同的星球。”
除了逼近现实，她还把目光投向被掩盖的历史。离甘肃酒泉三十公里的地方，有个叫夹边沟的林场。1957年反右斗争开始，夹边沟成为接纳戴帽右派的劳教农场。
在作家杨显惠的帮助下，曾子墨找到一个当年靠吃尸体活下来的人。“他跟我们讲怎么样把一个尸体拉出来，用刀把人身上的肉割下来，怎么煮怎么吃。他讲得非常详细，采访完了，他邀请我去他家吃晚饭，我们当时赶着采访，不能跟他一起吃晚饭。结果老人哭了起来。”
最后，老人讲述的这些细节未能播出，但3集纪录片《夹边沟》播出后，社会反响仍然巨大。
为了节目能够顺利播出，《社会能见度》开始在制作手法上求变，只客观呈现新闻事实，对背后问题的探讨越来越少。曾子墨的新书《生命之痛》内容就来自《社会能见度》，与讲述自己的《墨迹》一书不同，《生命之痛》讲述的是“他们”。
身在凤凰的曾子墨很羡慕央视在国内的地位。作为境外新闻媒体，他们只能获得国新办的许可后才能开始采访，这让她觉得不公平。不过话说回来，相较国外媒体，凤凰的优势还是明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