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与现代治理（7）】被冤枉的法家

韩非子讲国家的制度和法律要有权威，并且这个权威一定要有个切实的落脚点，这不错。问题是，如果这个落脚点，即他的绝对君主，不奉公守法，我们有什么办法？

前面的一系列文章，论述了“封建专制”乃是污名传统，面对现代性问题的儒家，可以拥抱法治，并能从内政（精英与民意的混合政体）到国家认同乃至外交，为中国乃至全世界提供新的、更好的政治模式。

为儒家辩护，一个常用的策略是把专制归于法家。但是，如果我们认真考察两个最重要的法家，商鞅（实践上最重要的法家）与韩非子（理论上最重要的法家），乃至得了千古骂名的秦始皇，我们会发现，用法家与秦始皇来咒骂一些中国历史上的专制君主及其暴行，这真的是对法家与秦始皇的莫大侮辱！下面，让我们从《韩非子》出发，看看法家真正的想法是什么。

法家新秩序：砍庄稼和砍脑袋

面对封建贵族体制瓦解的世界，如果儒家还是打着保守的旗号干着革命的事业（即用着周代的用语如圣人、君子等等，但把它们都变了意思；似乎要恢复封建式的天下秩序，但各级统治者被儒家的贤能而非血缘意义上的贵族所充当，以仁来取代周天子，成为国际秩序的最终仲裁者），法家是连保守的旗号都不要了。

在没有贵族的平等世界里面，法家坚定地拥抱平等，包括法律面前（除了君主以外）人人平等，以及在不分亲疏贵贱的情况下选拔人才。并且，他们意识到周礼和儒家的道德都不再能整合广土众民的大国，因为它们只适用于贵族或者士人的小群体。大群体里面，道德永远是多元的。韩非子其实给出了政治思想史上最早的道德多元性的论辩。

但是，与当代自由主义者关心的保护多元性不同，他更关心如何统一国家，尤其是他贫弱的韩国。就他看来，广土众民的国家，只能通过人民都能理解并服膺的东西来管理，即（趋）利（避）害。看看西方现代化过程中的功利主义流派，其以功利替代道德，动机如出一辙。

既然所有人都趋利避害，国家就可以通过赏罚二柄来驱使人民做国家需要的事情。国家所需要的，就是经济与军事的强大。在农业为基础的经济里，这就意味着国家只应该关心两件事情，即耕战，也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