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年国企产权改革路 国企改革从哪里来，到哪里去

30年来，国企产权改革从无人敢提到激进实施再到陷于停滞，始终在收与放、进与退的两难之间苦苦摸索。

中国国企改革启动至今已30年，其中产权改革的进与退是其中的一条主线。

30年间，第一个10年里政府尝试了除产权改革（或称所有权改革）以外的各种探索，如两权分离、承包制等；第二个10年，是被动实施激进产权改革的国退民进的十年；第三个10年，产权改革限于停滞，国企效益转好，逐渐做大。

梳理产权改革的历史，有助于看清楚国企改革从哪里来，到哪里去。

从要有好厂长到要有好制度

1984年，中国开始国有企业改革的探索。

此前，国营企业是附属于政府的一个个生产机构，企业内部花2万元翻修厕所都要请示上级主管单位。1984年3月，福建省召开一次“厂长经理研究会”，与会的55位厂长、经理联名给时任福建省委书记项南、省长胡平上了一封呼吁书，要求为企业家“松绑”。随后人民日报、经济日报等转载这封呼吁书。

1984年10月十二届三中全会，提出搞活国营大中型企业，思路是“两权分离”，即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全会提出探索国营大中型企业的多种经营方式，包括承包制、租赁制、破产制度、经营责任制、股份制等。

这年，国企改革启动“利改税”，即把企业原来的利润上缴改成税收。但当时征收的企业所得税、调节税等税率过高，仅给企业留利9.8%，用作设备更新、大修基金、福利基金和工资奖励基金。这实际上是竭泽而渔，结果造成财政连续22个月大滑坡，企业利润连续20个月下降。

这种背景下，1986年初，一些地方的国企经营不下去，就模仿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搞起了承包。

承包制在短期内调动了积极性，短短半年就扭转了财政收入下降的趋势，但也逐渐暴露出弊端，比如承包基数需要一对一谈判，造成企业之间苦乐不均，“会哭的孩子有奶吃”。

另一方面，承包制赋予了企业厂长经理过大的权力，出现一些问题。

据当时在国家体改委的贾小梁回忆，当时有一种观念，一家企业能否搞好，关键看有没有一个好的厂长。因此很多企业建立了厂长负责制，“一个人说了算”。但后来暴露出很多问题，如中国长江动力集团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兼总经理于志安卷款出逃菲律宾。于是理论界又反思，人靠不住，搞好一个企业得靠制度，要把裁判员和运动员分开。

承包制未见明显成效后，1987年党的十三大提出，改革中出现的股份制形式，是社会主义企业财产的一种组织形式，可继续试行。由于不是所有制形式，所以股份制不涉及“姓社姓资”的问题。

最早提出对国有大中型企业进行公司制改造的，是1985年出版的《股份化：进一步改革的一种思路》一书。经济学家董辅礽1987年则在《所有制改革与经济运行机制改革》一文中提出，“两权分离”无法真正解决国有企业的问题，应该用股份制取代国有制。而北大教授厉以宁则因大力倡导国有企业实行股份制改造而被称为“厉股份”。

1984年11月，上海首家股份制企业飞乐音响公司成立，随后公开发行新中国成立后第一张规范化股票。

十三大对股份制加以肯定后，北京、上海、四川、浙江、广东等地推行了国企的股份制改造。但1989年之后，股份制改革受到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