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克维尔为“法国病”开出的药方

托克维尔深知，法国虽然罹患的是新病，但其根源却埋藏在历史深处。

“上医”托克维尔

终其一生，托克维尔一直承受着双重病痛的折磨。相较于个人身体的痼疾和苦痛（胃病和神经官能症），弥漫于整个民主化时代、在法国盘桓长达一个半世纪之久的政治和精神顽疾，更让托克维尔忧思难忘，让他在黑暗中感到阴郁、在恐惧中感到战栗，在倦怠、麻木和冷漠中体味到操心、苦恼和焦虑，也让他在卑劣琐屑的沉沦和单调乏味的平庸中升腾出“强烈的恨、炽烈的爱、远大的希望和坚强的信念”。

正如我们在细读托克维尔的文稿时所不断印证的，托克维尔一直念兹在兹的是作为“政治体”（body politic）的法国所罹患的各种病患：“我觉得在法国大革命的病变中有某种特别之处……这是某种新事物、未知的病毒”，“在1789年、1815年、1830年，人们都认为，法国社会受到暴力病症的侵害……今天我们看得很清楚，这是一种慢性病……我们注定要长期摇摆于专制主义和自由之间”，“您会发现，法国相当平静而繁荣，但实际上不安定。法国人的思想一直经历着一种奇特的病态”，“使我们陷入如此深重的病症的原因，更多的是错误的政治经济学观念……我不认为您跟我谈起的济贫法是治疗这一病症的恰当药方，至少目前不是”，“以前我们觉得可以改变自己，现在我们认为无力进行改革；以前我们有种极端的骄傲，现在则堕入同样极端的卑微中；以前我们认为无所不能，今天我们觉得一无所能，我们更愿意相信，斗争和努力从此成为徒劳，我们的鲜血、肌肉和神经将永远比我们的意志和品德强大。这正是这个时代的一大病症；这病症与我们祖先的病症恰成对比”，“威胁我们这样的民族的最严重的疾病是民情的逐渐萎靡、心灵的堕落和趣味的粗俗；那是未来的危险所在”，“我认为我的病不会痊愈，就像法国的病不会完全好一样”，“也许有一天，命运的偶然会让我们碰上一张写有治疗我们所有弊病的药方，或是遇上一位知晓这一药方的人”。

或出于命运的偶然，也或出于隐秘的天意，寻找救治“法国病”药方的重任历史地落在了托克维尔的肩上，而托克维尔也名副其实地成为“治国”之“上医”（中医有“上医治国，中医治人，下医治病”的说法）。托克维尔当然知道，这是一副政治重担，因为法国所感染的是一种世所未见的新型病毒，所罹患的是一种莫可名状的未知之症。对此，那些熟读医书、循规蹈矩的传统的国医圣手们只能束手无策、望病兴叹，就像托克维尔所尖锐地批评的那样，“他们好像那些渊博的医生，对古来的疾病了如指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