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位华人高层首度揭秘IMF人民币“入篮”:“打到最后一分钟”

消息回到IMF后,IMF内部打得一塌糊涂。至于SDR货币中的百分比调整,IMF内部也是打得一塌糊涂,打到最后一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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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民是史上首位进入IMF管理层的中国人,推动了IMF年会改革、经济政策督导改革、人民币加入SDR等里程碑事件。(南方周末记者 翁洹/图)

消息回到IMF后,IMF内部打得一塌糊涂。至于SDR货币中的百分比调整,IMF内部也是打得一塌糊涂,打到最后一分钟。

这是第一次有一个新兴经济体的货币加入SDR,是一个里程碑,把发达国家俱乐部的门推开了,这就是了不得的历史,任何有历史感的人都应该看到这一点。

我们做了数据分析,然后拿着数据报告去找美联储主席耶伦,做了无数次沟通。最后,耶伦终于承认美国对世界经济波动有影响。这是国际治理机制上的一个进步,挺不容易的。

2016年6月21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总裁克里斯蒂娜·拉加德宣布,IMF副总裁朱民在2016年7月任期结束时将离开IMF。

IMF官方文稿如此评价:“在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失业问题因经济复苏乏力而成为各方关注焦点时,朱民先生领导了基金组织在就业和经济增长方面的工作。”

朱民是史上首位进入IMF管理层的中国人。他1985年赴美国留学,1991年任世界银行总部政策局经济学家,1996年回国供职于中国银行、中国人民银行,2009年任央行副行长。2011年7月,被任命为IMF副总裁。之前一年,他在IMF担任总裁特别顾问。六年的IMF工作生涯中,他推动了IMF年会改革、经济政策督导改革、人民币加入SDR等里程碑事件。

2016年12月19日,朱民应邀出席南方周末N-Talk年度盛典活动,并接受南方周末记者专访,第一次向外界讲述他的IMF任职经历、IMF的工作机制,以及人民币加入SDR的艰难内幕。

IMF两次破例

南方周末:你是如何进入IMF的?

朱民:这是个极具戏剧性的故事。2009年10月,我还在中国银行任职,正在欧洲出差时,忽然接到通知,让我作为人民银行代表去参加IMF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举行的年会,大意是赴IMF任职的机会来了,让我先去和IMF高层接触。

这件事情的前因是,IMF首位日本副总裁曾有过承诺,任期满后将把位置让出来。当时IMF正在改革,考虑在亚洲国家任命一位副总裁,我是人选之一。

我落地伊斯坦布尔当晚,得知日本人改变主意了,事情变得扑朔迷离。第二天上午见到当时IMF总裁多米尼克·卡恩时,他也觉得很尴尬。这天下午,卡恩宣布继续由日本人担任IMF副总裁。我的伊斯坦布尔之行好像就这么结束了。这件事还没开始,门已经关上了。

任命公布后,也有人认为,中国应该参与国际经济组织改革,也认为我是合格的人选,所以有人继续推动这件事情。

南方周末:当时很多人认为你去央行任职,就是为去IMF铺路的。

朱民:当国内舆论吵得热火朝天的时候,这门已经关了。我是从伊斯坦布尔回国之后,才到人民银行任职的。当时人行行长周小川非常明确,中国人去IMF任职是世界的大事,也是中国的大事。

日本人再任,IMF有它的考量,这是历史的延续,日本对IMF的资金支持很大,是IMF第二大股东,IMF也有为难之处。所以我们决定换个战略谈这个问题,找IMF的惯例,发现日本人任副总裁之前当了三年的顾问,它有这个先例。

2009年10月-2010年2月,经过4个月反复沟通和博弈,最后IMF认为,中国加入IMF是世界经济大势的需要,为此改变了IMF制度,在原来传统的一正三副(总裁)之外,领导班子多加了一个特别顾问。所以归根结底,我能够进IMF工作,与中国的国际影响力扩大、国际地位提升是一致的。

回头看,这是历史大潮不可逆,中国也抓住了机会,有机会就勇敢去争取,周小川行长在这里面起了特别关键的作用,这是很不容易的。

南方周末:1991年,你怎么选择去世界银行的呢?

朱民:出国前,我是青年经济学家,参加过很多改革讨论会议,介入改革政策,做很多调查研究,觉得改革开放是中国大事,而世界银行做的事情,和中国是最接近的。

1980年,世界银行行长麦克纳马拉访华,与邓小平会面。邓小平说,中国搞改革,我们需要资金,也需要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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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编辑:bet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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