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南农村的中产阶级

(第五天 屏东 晴)

昨晚从排湾族聚居地返回后,我就睡在L先生家里。今天早上参观L先生自己的养猪场。他养了那么多猪,却只有包括他本人在内的三个人管理,养猪场已经全部自动化。黑色的猪个个壮实无比。特别令人称奇的是,2000头猪集中于此,却并没有什么臭味扑鼻而来。L先生解释说,这是因为他的一位好友临终前告诉他一个中草药秘方,猪吃了后就不会有什么臭味了。

上午,L先生继续带我参观他们村的几户人家。先是去农会理事G先生家,那里还有几位农民等着我们。

他们告诉我,台湾的养猪业是世界上最先进的,可惜他们到大陆却大多亏本而归。我对此颇感吃惊,再三问他们情况是不是这样。他们说,台湾的中小企业在大陆投资办厂的,成功者只有十分之一二,等待机会的十分之三,其余都属于失败者。原因是多方面的,例如信息不灵通、不会处理与当地政府的关系。除了生产环节与管理技术方面,台湾人比较内行;在销售、流通、经营等环节,在大陆经营养猪业的台胞并没有优势。我追问,既然如此,为什么还有那么多人要到大陆去作投资呢?他们说,这是台南人从祖先那里遗传下来的冒险性格。

如果情况真是这样,这中间的深层原因实在值得我们反思。造成这种情况可能有多种原因,一是台湾中小企业的技术含量并不高,容易被仿效,而当地企业却有诸多优势,如当地人脉关系、社会资源网,等等,一旦学到了技术就成为有力的竞争对手。这种情况,在台湾学习日本时也出现过。二是我们大陆的法制不健全,某些地方官员先是千方百计让你投资,一旦你开始赚钱,就用各种方法巧取豪夺,使你进退两难,投诉无门。本地的农民说,他们中有好多人血本无归。如果大陆的法制能真正健全起来,两岸真正在经济上不可分离,使台湾南方农民真正尝到与大陆合作的好处,那对于两岸统一实在是件大好事。

下午2点去访问水果专业户曾先生。曾家是典型的从传统农户转型发家致富者。他们三代以前很穷,他父亲当学徒,8个月后就自立,正好农业发展,农民们需要小家具,他就制造小家具发了点财,然后又购入土地种植水果。后来,几个子女陆续读了大学,其中还有两个MBA,他们已经购买奔驰轿车使用。出门后,我由曾先生的女儿曾教授陪着,去附近的宗族祠堂看了看,深感台湾对中国传统家族制度的保留之完整是大陆难以想象的。朱姓是该村的小姓,后来发达了,族里各家出资建造了大祠堂,成为该姓凝聚的中心。

南部台湾如何从小农社会发展起来的?今天访问的两户人家具体地告诉我有关情况。台湾大多数中小企业是小农艰苦创业的结果。这种情况下,他们的子女耳濡目染,使家风得以流传下来。他们都十分谨慎小心,从小就不乱用钱,做任何事都精打细算。
我从上午参观的螺丝厂老板李先生的儿子身上看到这一点。大学毕业后,他回家帮助父亲扩展家业。他们家生产的螺丝远销世界各地,而以日本、加拿大居多,所接的定单,多得来不及完成。他们的螺丝技术含量很高,用了30来个工人,厂房虽不大,却是全新的,机器全部自动化,效率极高。这使我想起了我们大陆一些速成的暴发户企业主,由于是钱权交易而大发其财,来得容易挥霍得也厉害。他们的第二代有的已经长大成人,但从自己的先辈身上学不到什么有价值的东西,因此腐败堕落更严重。这样的对比实在是令人忧心。

去火车站的路上我问曾教授,台湾民主化实现以后,对于社会有什么积极与消极的影响。

曾教授说得很简洁:民主化以前,台南的官僚作风很重;民主化以后,政府对老百姓的态度好多了。去政府办事,公务员会很热情地沏茶倒水,做事也不敢拖拉。一有告诉(即投诉),都会很快处理。当官的为了争取本地老百姓的支持,可以说在待人接物、满足人民的需要方面,尽了很大的力。但民主化也带来了一些问题,那就是政客在竞争中无所不用其极,中伤、拉拢,电视上造势,什么都使了出来,弄得社会沸沸扬扬。精力也大都放在如何对付竞争对手方面,真正的经济发展往往考虑不到。不过,过了竞选期,情况就会恢复到相对正常状态。

(本专栏4月11日文章小标题“里面还有年轻的”系编者所拟,非原文所有。特此说明,并向作者表示歉意)

网络编辑:方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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