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状元学生，没有状元先生” ——史家赵俪生诞辰一百周年

在山东大学的七年是赵俪生一生的黄金岁月。图为赵俪生夫妇在山东大学研究农民战争史。（南方周末资料图/图）

（本文首发于2017年6月1日《南方周末》）

“我写回忆，绝不用‘权威’、‘大师’、‘大家’称呼父亲。我只用‘学人’、‘教师’这样比较实际的称谓。”赵俪生的女儿赵絪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从学校图书馆偶然借到的全祖望的《鲒埼亭集》，把赵俪生“勾得神魂颠倒”，他从新文学投入史学门下，梦想自己有一天可以像清代学人写南明遗民那样，写出“当代的革命者和爱国者的事迹”。

2006年和2007年，母亲高昭一、父亲赵俪生相继谢世。赵絪拿起笔，在孤灯下追忆父母的、自己的往昔岁月。2017年，父亲诞辰100周年之际，赵絪把积攒十年的忆往文章结集出版，书名《孤灯下的记忆》。

此前，赵俪生回忆录《篱槿堂自叙》删节本曾在1999年出版。2007年，《篱槿堂自叙》的全本和夫人高昭一的回忆录《回首忆当年》合为《赵俪生高昭一夫妇回忆录》出版。高昭一的回忆录虽延续到晚年，但近事的叙述是粗线条的。赵絪忆往，尽量避开父母已述及的部分。两代人的回忆形成互文关系，父辈未及展开的部分，女儿的回忆给出一个侧影。

华东师范大学终身教授王家范说，“二十世纪上半叶讲中国通史讲得最好的是钱穆，二十世纪下半叶讲得最好的，当属兰州大学的赵俪生”。改革开放初期，在上海华东师大召开的全国史学研讨会上，顾颉刚称赞赵俪生是“史学界的杨小楼”。

赵俪生并不把自己看作流光溢彩的要角，他自称史学界的一朵“寒葩”。晚年，老伴高昭一对赵俪生的评价是：“一个真正的自由主义者、人文主义者和理想主义者”——对这样的人来说，或许是否位列“仙班”从来就不重要。

钟情翻译的“劣等生”

“我写回忆，绝不用‘权威’‘大师’‘大家’称呼父亲，我只用‘学人’、‘教师’这样比较实际的称谓。”赵絪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书生”和“先生”确实是赵俪生的一生概括。

1937年暑假，清华大学外文系大三学生赵俪生一口气译完了二十万字的苏联小说《孤独》。他用挂号信把译稿寄给茅盾，就到太原参加抗战去了。

赵俪生说自己是清华的“劣等生”，军训和体育都不及格，大部分科目“尚可”，个别科目“良好”。对于清华那些大名鼎鼎的教授，他憋了一肚子腹诽，晚年写自传的时候爆发出来：赫赫有名的某教授的某课“除了支离破碎的一些知识碎片和一些繁冗的卷、页数据之外，又给了学生一些什么呢？”某洋教授“只叫我们背诵如狄更斯生于何年，卒于何年，……几十年来，我不断地问自己，‘背过了这些，有什么好呢？’”

二十岁的赵俪生，狂生的本色还藏在骨头里。他不愿在课堂上花费太多力气，却大把时间都用在了翻译上。对寒门学子来说，这是谋生的手段——“译一个长文可以拿到近百元大洋，足够半年的伙食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