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毒计划攻克病毒恶魔

“一圈圈玫瑰花开, 花束装满口袋。阿嚏, 阿嚏,我们全都死去……”这支童谣在欧洲历久传唱,歌中的死亡阴影是中世纪的那一场黑死病。“这不是人类的历史,这是恶魔的圣经。”

黑死病远去,天花被开除“球籍”,人类一次一次战胜大疫,然而那些存封于瓶内的魔鬼如果一旦释放出来,我们将陷于何种境地?如果出现比SARS、禽流感更可怕的流行病毒,全球的防疫体系将如何应对?



人类几乎是在病毒的督促下成长的。

“一圈圈玫瑰花开, 花束装满口袋。阿嚏, 阿嚏,我们全都死去……”这支童谣在欧洲历久传唱,歌中的死亡阴影是中世纪的那一场黑死病。

已打到欧陆边缘,意欲征服克里米亚半岛的蒙古大军,久攻卡法城不下,反自损于从东方草原带来的瘟疫。蒙古王子一怒之下,用抛石机抛送腐尸入城。方几日,卡法城便成了一座人间地狱。人们寒战、头痛、发热、谵妄、昏迷、皮肤出血、身长恶疮、呼吸衰竭、周身黑紫而亡。病毒渐渐流传到整个欧洲大陆、英伦三岛和北非,短短两年便将欧洲近三分之一的人口送进地狱,两千多万人不着痕迹地消失了。英国诗人拜伦对此有精简概括:“这不是人类的历史,这是恶魔的圣经。”

病毒政治

如果说瘟疫的历史同时也是一部人类的兴衰史,医学对病毒的认知则是和军事齐头并进的。

19世纪,巴斯德发现病原体,柯克奠基了细菌理论后不久,细菌战便实地上演了。挺过比“一战”更为严苛的“1918大流感”,20世纪在人类与病毒的抗争史上是值得骄傲的:抗生素的发明,使得人类在被已知病毒感染后能够得到有效治疗,面对未知病毒威胁时亦不至于赤手空拳;疫苗的接种使得肆虐地球三千多年的天花病毒被彻底根除,这是人类第一次手刃宿敌并将之开除“球籍”;脱氧核糖核酸(DNA)双螺旋结构的发现,将现代生命科学推向了一次高潮,那些曾经凌驾于人类头顶的结核菌、霍乱菌、炭疽菌、鼠疫菌等纷纷现形,你甚至可以通过任何一家网站查到它们的DNA排序图。

这意味着什么?2002年7月号的《科学》杂志展示了一种可能: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的温默等人,邮购了DNA原料,对照从互联网上下载的基因组序列信息,在实验室中合成出了脊髓灰质炎病毒。一切就好像做饭一样,买来食材佐料照着菜谱一番烹煮,杀人于无形的病毒便会出现在你的试管里。“这在科学上毫无价值。”专家们对这种无甚技术含量的研究嗤之以鼻。然而在社会层面已足以引发恐慌:这不单启发了恐怖主义者的思维,更提供了行动样板。

实验室亦武器库

镶着尖刺的铁丝网,包围着三重数米高的围栏,每层围栏均装置有触摸传感警报器,隐于其内的俄罗斯国家病毒和生物技术研究中心曾是前苏联最秘密的生化武器研制点,也是目前最权威的流行病分子生物学研究中心之一。

其最隐秘的病毒库,甚少工作人员能够进入,即便是世界卫生组织代表也必须获得俄罗斯当局特批。在这里,你可以找到几乎所有历史上曾经活跃过和正在活动中高危病毒,所有的细菌战必备标本,比如“毒中之王”埃博拉病毒、出血性寒热病毒和120种天花病毒。

“我们的安全防护更胜核试验机构。”中心负责人对这座拥有几天之内毁灭半个地球的能量的活火山安稳与否非常笃定。然而在地球的另一侧,位于美国亚特兰大的国家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CDC)——储存有451种天花病毒分离物的另一处生化研究机构的人们对此很难信服:在“脑体倒挂”明显的俄罗斯,科研人员的微薄薪水不到白领阶层一般员工的1/10 ,甚至连保安和清洁工都不如。单凭道德和伦理何以对垒生物恐怖主义者的贿赂?

天价计划

防御和治疗,是面对任何人为或自然瘟疫威胁紧密相扣的两环。“9·11”之后,美国开始在病毒防御计划上投入巨资:2001年4.18亿美元,2005年76亿美元,5年内猛增了18倍。另一项由国防部、公共卫生部门、民间机构和社会平民联合开展的战略计划亦在酝酿中,预计将历时10年,耗资300亿美元。

研制更加理想的生物探测器、将散落在全国各地微生物实验室连成网络并建立“逐级上呈”信息传递制度、通过开放数据库和邮件系统随时收集更广泛信息源的情报并下达权威操作建议……世界卫生组织、美国国家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CDC)、公众健康防护办公室等机构在加强疫情监测和预警系统建设上不遗余力。

隶属美国国土安全部,正在建设中的“国家生化防御分析与应对中心”(NBACC)直指生化武器恐怖威胁。这个耗资1.28亿美元的实验室将制造和试验少量 “武器级”的微生物体,包括一些经过基因改造的细菌和病毒,甚至还将开展逼真的模拟生物恐怖袭击。这显然违背1972年签署的《禁止生物武器公约》,但这种“以毒攻毒”的防御理念却为美国所坚持并在许多国家引发高潮。

沮丧演习

亚特兰大、费城、俄克拉荷马城和丹佛市,生化危机应急演习曾多番进行,却以恐怖分子一次又一次的胜利而告终。国会议员听取报告后目瞪口呆:美国向来引以为傲的联合防御战线,对生化恐怖袭击甚至任何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还远未做好准备。

无独有偶。2005年1月,美国联合欧盟各国在华盛顿举行了代号为“大西洋风暴”的生物战演习。美国前国务卿奥尔布赖特扮演美国总统,英国、法国、德国、荷兰、捷克、以色列等国时任政府高官分别扮演其所在国的首相或总理。演习设定的背景是,世界各国领导人在华盛顿参加一次峰会,讨论如何应对类似印度洋海啸的突发事件。这时,“基地”组织突然发动一场大规模的生物恐怖袭击,其在澳大利亚制造出了天花病毒,同时向全球数十个城市散布。

各国的公共卫生应急系统即刻启动,疫苗和药物储备投入战斗, 监测和追踪机构精密运转,医疗和非药物干预忙而不乱——当然,这是最理想的情况,然而事实上——演习后发布的模拟新闻公告指出:生物恐怖袭击之后两个月,美国45000人死亡,世界数百万人奄奄一息,全球经济停滞不前,民族冲突烽烟四起。在演习中扮演荷兰首相的前任内政大臣德弗里斯说:“许多国家缺乏准备的程度令人震惊。”

我们已有的知识、设备和制度架构还没有充分发挥作用,人们总是不无遗憾地自我辩解。在美国国家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CDC)近期的一次大流感爆发演习中,原本设定持续24小时的行动仅进行了一半便草草收场,因为暴风雪使得室外的环境过于恶劣和艰难。1918年夺去四千多万生命的大流感病毒基因谱系尚未绘出,科学家们已很不乐观地预测下一次的瘟疫正在步步紧逼。倘若它真的到来了,一场风雪又何以阻挡死亡的脚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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