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川县城迁址考

历五十年争辩，未走出最终的死地

半个世纪以来，北川曾先后历经三次搬迁动议，持续数十年的争吵与纠葛，却定址于最终灭顶之地。由于县领导更迭，搬迁与否历经反复。直到现在，北川究竟该重建于何地，仍然没有结论。

震后四月，北川仍然封城。

站在城外的“三道拐”上俯瞰，北川县城尽收眼底。曾经秀美的老城区，约有三分之一已是灰绿色的泥石堆。泥石之下，是武装部、县医院、法院、民政局、幼儿园、邮政局、文教局、图书馆……这里曾是县城最为繁华之处。

被称为“曲山”的县城所在地夹在东西两侧的大山之间，是进出北川的门户。山内各乡镇一般称为关内，山外则称为关外。以氵前江河为界，县城分为新老城区。老城区临沈家包、王家岩；新城区临景家山。

北川人对地震并不陌生。据史料记载，公元1169年至1987年八百余年间，县境及邻近发生3-6级地震24次。而1988年至1997年十年间，发生2.0-4.1级地震54次。

5·12地震发生开始的瞬间，多数北川人并未当回事，他们根据经验，以为“摇几下”就完事了。

没有人料到，这是一次烈度达11度的地震，由其引发的山体滑坡和岩石崩塌，使北川县城成为一座死城。几十年来县城将被“包饺子”的传言，终于在5月12日下午两点二十八分成为现实。

1952年9月，因图“交通方便”，北川县城迁至山高坡陡的曲山。半个世纪以来，因担心山体滑坡引发“包饺子”悲剧，当地政府曾数度酝酿搬迁。然而种种特有背景之下，最终未能成行。大地震后，北川县城异地重建已成定局，然而选址何处至今仍未有定论。

1952：为什么在曲山
从老县城治城迁到如今的曲山，当时迁城的一个直接原因，其实是为了方便到专区开会。“那时候的会多。”
5·12地震中，老县城治城虽然有房屋倒塌，但由于地形开阔，仅死亡几十人。

遭受灭顶之灾的曲山镇，成为北川县城其实充满偶然。据北川县志记载，自唐太宗贞观八年（634）始，北川县城所在地一直是治城（后更名为禹里），长达1300余年。一直到1952年，北川县城才迁往曲山。此前，曲山从未有设县级治所的记载。

当年迁城的原因颇有争议。流行的说法是：解放之初，由于匪患，原县城治城交通不便，为方便外部支援，遂将县城迁至曲山。

不过，南方周末记者多方考证，发现这一说法稍显牵强。

据北川县志，解放后县内匪患均发生于1950年，此后再无记载。而北川迁城却是1952年9月。北川何以在匪患肃清后迁城？这成为“匪患说”的一大硬伤。

决定北川县城迁址的，可能另有原因。

解放初，北川隶属川北行署剑阁专区，为全区最为边远的一个县。迁城以前，由于车马不通，北川干部到专区开会，皆需步行二十余公里从曲山出关。

1950年1月，南下干部刘仲成率8人组成工作组，接管北川县城。刘先任县长，后于1952年9月任县委书记。多位北川老干部称，1952年的北川迁城，刘起到决定性作用。

年过八旬的北川县原政协主席佘良1952年学校毕业后，分到北川县政府建设科工作。他对南方周末记者回忆说，当年的迁城非常突然，他7月从治城外出开会，走时尚不知迁城一事，待走到曲山，被告知县城要搬至曲山，遂被留下参与筹备工作。

佘良说，那时的曲山仅有一百余户人家，后来的北川县城老城区所在地，那时还是一片乱坟堆。

1954年，北川解放后第二任县委书记田承绩接任刘仲成主政北川。田承绩对南方周末记者说，他后来曾与刘谈到迁城问题，对方承认主是为了交通方便。

不过，在田承绩看来，所谓的“交通方便”，主要是对县级干部而言。当时迁城的一个直接原因，其实是为了方便到专区开会。“那时候的会多。”

由于曲山山高坡陡，地势险峻，包括县长母广轼在内的几位当地干部对迁城曾有不同意见，但并未起到作用。“当时的情况是南下干部说了算。”田承绩说。

田承绩今年已84岁高龄，是经历当年迁城事宜为数不多的健在知情者之一。对于当年的县城迁址，他直言是“错误”和&l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