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人的女人，作为女人的人：
“像我母亲姑姑那一代，她们是‘不得不这样’的一代。但到了我姐姐这一代，她们是‘可以不这样，又不得不这样’。到了她们的下一代、我的孩子这一代，她们很多的理念不是‘我不得不这样’，也不是‘我可以不这样，但又不得不这样’，而是‘我就是要和你们不一样！’”
（本文首发于2020年7月16日《南方周末》）
责任编辑：邢人俨
上世纪中期，一批年轻的中国女性曾积极投身生产建设，她们吃苦耐劳，坚忍不拔，被称为“铁姑娘”。
距离上一本散文集《我与父辈》十年，2020年5月，阎连科散文集《她们》出版。《她们》写到了阎连科家族的女性、他本人几次相亲接触的女性，以及家族以外的七八位河南老家的年轻女性，三十多位女性共同构成了他笔下的“女性谱系”——“她们既是作为人的女人，又是作为女人的人”。
阎连科的母亲、姑姑、娘婶一代女人，各有自己的特点，却有一个共性——婚姻和命运是被他人或社会“安排”的。
母亲一岁丧母、父亲另娶，她从小跟着傻子叔叔过，直到16岁时她的傻子叔叔去世，她嫁到了他们“闫家”——阎连科坚持写“阎”，不同于父兄和姐姐们用的异体字“闫”。她是乡村里的媒人，左邻右舍和家族的孩子们大多是通过她说媒而成家的。母亲虽不识字却明事理，对世界充满了好奇。
大娘一辈子爱唱戏，甚至因为麦收大忙天唱戏忘记了做饭而挨丈夫的打，却也乐此不疲，有八个孩子的她“不唱日子咋过呢”。
三婶是个巫婆，至死也没有告诉阎连科自己能通鬼神、治病的秘密。
母亲那一代人经历了1950年代农业合作化、兴修水利、大跃进、大炼钢铁，她们走出了家庭，和男人一样成为能顶半边天的劳动力。
和波伏娃提出的“第二性”概念不同，阎连科认为，中国农村妇女解放进程中呈现出独特的“第三性”，即女人的男性化或作为“社会劳动者”的他性。
“第三性”也在阎连科的姐妹一代身上延续着，她们出于生计考虑，外出打工，成为城市中的劳动力。他的子女一代，则开始不自觉地摆脱“第三性”，选择过自己想要的生活。到了第四代女性——阎连科5岁的孙女，他相信她们拥有更多可能性，他们甚至常常讨论结婚的话题。
“契诃夫小说《大学生》中有个场景，一对都是寡妇的母女，在寒冷中围着一堆野火，在听了大学生讲的彼得和差役在耶稣受难那一夜也围着烤火，顿时泪流满面。因此契诃夫在那篇小说中说，这两堆火是联系的，这端动一动，那端也要动一动。这边寒冷，那边也一定会寒冷。”阎连科对南方周末记者说，“正是从这儿说，中国北方土地上的女性，她们作为人的一切，也都是和西方欧美那边的女性的平权相联系的，也是如《大学生》的千里、千年的两堆火，让我看到了中国乡村女性、女人和西方女性、女性主义的联系。”
什么力量让女人变成男人？
南方周末：《她们》中的暗线是恋爱、婚姻、家庭和“第三性”，以及那些超越第三性的东西。你是否做了关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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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编辑：奎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