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最后的煤矿工人

如果当时“算账”,加上患尘肺病的工伤补偿,高德才能拿到四五十万元。“不划算的。得矽肺(尘肺病)是一辈子的事。”

在广西建筑工地干活的吴国林,怀念矿井的日子。在他心中,每天都能开工、每月都不拖欠工资的大台煤矿,是世上最好的工作。

彭道雄赶上了京西煤矿的黄金时代,从一名外地农民工跃身成为北京人,又在京煤落幕之际适龄退休,每一步都踩在时代的节点上。

长沟峪煤矿关停时,张兴国才意识到,故乡已经回不去了。“村里没地了,我回去什么都没有。”

(本文首发于2020年8月6日《南方周末》)

发自:北京

责任编辑:何海宁

每次下井前,矿工们要在活动室开班前会。停工近一年,高德才回到活动室,墙上的标语还未摘下。 (南方周末记者 谭畅/图)

煤矿工人高德才凌晨5点起床,从首都西郊的门头沟山里出发,倒4趟公交,一路向东66公里,上午9点到达北京东三环的朝阳医院。

这天是2020年7月24日,北京局地最高温超过40℃。习惯了山里冬暖夏凉的气候,一进城,高德才被日头晒蔫了。

高德才这趟进城,是想找医生开些补肺的药。2019年体检,他被查出职业性煤工尘肺一期,鉴定为七级伤残。

“加上我们,这半年你都跑了15家医院了。你想干啥?”朝阳医院职业病科的医生调出高德才的就诊记录,“现在查得严,你这搞不好叫‘工伤诈骗’。”

“谁……谁诈骗了?”十五年在矿井里闷声干活,不见日光,高德才肤色白净得不像体力劳动者。被医生一呵斥,他说话结巴起来:“我下周就要调去内蒙古,怕到了那边没药吃。”

“哦,你是京煤集团的吧?”医生语气缓和下来,开出130元的处方药。高德才用工伤保险付款,没有自掏一分钱。

这是北京最后的煤矿工人。二十一世纪前十年,北京的乡镇煤矿逐渐退出生产,仅存的五座国营矿井将在2020年前依次关停。1958年投入生产的大台煤矿,是最后关停的一座,也是高德才所在的矿井。2019年9月停工后,封堵井口、拆除煤仓和运煤通道的收尾工作持续了一年,有媒体称2020年8月底将彻底关闭。

大部分矿工已陆续离去,一些和高德才一样不愿自谋出路的矿工,被调往内蒙古或宁夏,在京能集团收购的外地煤矿工作。

随着大台煤矿的落幕,京西煤田千年采煤史彻底终结。北京再无采煤声,成千上万曾在山谷间挥洒汗水的煤矿工人以各自方式离场。他们身后寂静的百里矿山,未来将退工还绿。

巨人离场

最后一次下大台矿井的情景,如今转行当建筑工人的吴国林还记得清楚。那是2019年9月12日,吴国林像往常一样下井,干满8小时收工,没人告诉他这是最后一次。隔了两天,又到下井的日子,领导通知,大台煤矿已经全面停工。

“都知道大台要关,但具体哪天关,领导怕影响生产情绪、出安全事故,等到最后才告诉我们。”吴国林的内部工龄短,也没有职业病和工伤,心想晚走不如早走,没必要等到合同期满。“早两年(合同)到了的都走了,矿上没有给续的。”

大台煤矿的地标:40米高的橙色井架不会被拆除,留作纪念。 (南方周末记者 谭畅/图)

吴国林转述矿上领导开职工大会时的发言:“我们大台关停,不是经营不善,不是井下没煤。是因为早几年外国人来北京参观,说别的国家没有在首都挖煤的。”

这座以当地村庄命名的煤矿,2010年之后就没再大批招工。2014年,大台编制《矿井生产地质报告》称全井田可采、预可采储量5688.1万吨。当年,大台在职员工2100余人,但已比1990年代缩减了一半。

这是一个辉煌时代的尾声。北京西山一带的煤田,早在元朝便已是全国大型煤炭生产基地。新中国成立及改革开放后,京西煤田两次出现办矿高潮。到1990年,这里有北京矿务局(京煤集团前身)管辖的大中型煤矿8个,市属地方国营煤矿2个,乡镇集体、个体煤矿389个。

多位接受采访的大台矿工都有类似的归因:北京采煤有损国际形象。有的矿工甚至能“演绎”出这一说法的起源——“就是北京办奥运会那一年发现的。”

在中国能源网首席研究员韩晓平看来,北京启动无煤化进程的时间比办奥运会至少要早上十年,“可以追溯到1997年陕甘宁天然气进京之前。”从国家着手治理环境污染、改变能源结构开始,北京的燃煤市场就持续萎缩。受消费端影响,北京的煤炭生产一直处在退出状态,“这个努力已经持续了二十多年。”

持续多年的努力,在2014年迎来关键转折。2014年2月,中央对北京未来发展重做规划。一个月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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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编辑:阿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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