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杯清酒一生诗:中国文人的清欢与独醒

“独清”、“独醒”,他勾勒出中国古代文人的轮廓,无论是处于庙堂之高还是江湖之远,都愿固守着一种精神上的独立与清醒。

“八月剥枣,十月获稻,为此春酒,以介眉寿。”在西周时期,酿酒是一件需要郑重以待的大事。于深秋时节收割好当年的稻子,入冬后开始入酿,至夏交而春酒既成,以求得长寿安康。酒暖花深,淡始觉甜,历经了长时间的发酵,酒滓逐渐下沉,澄清的酒液被分离后汩汩流出,酒色透明,味正清郁,这便是《周礼》中所载“辨三酒之物:一曰事酒,二曰昔酒,三曰清酒”中的“清酒”。郑玄注道:“事酒有事而饮也,昔酒无事而饮也,清酒祭祀之酒。”古人在酒中感悟四时变化,无论是取材或是酿造,每个环节皆是人与自然的机缘造化,点滴甘醇汇集了万物灵气,乃天之美禄,而酒之“清”则为天成之美,弥足珍贵。 

古人酿酒从未停止对“清”的追求,早在四千年前黄土高原的苍茫天地间,吕梁山东麓子夏山下,杏花村人就已开始探寻清酒的秘密,创造出用以干蒸酒粮的甗,并在此基础上率先采用固态发酵工艺,酿造出中国千年酒史上第一甑清酒。穿越黄沙漫漫,这缕来自远古的清香终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名扬天下,熠熠生辉。北齐武成帝高湛曾深情地向康舒王孝瑜赞叹道:“吾饮汾清二杯,劝汝于邺酌两杯。”所谓“汾清”,即产于古汾州杏花村的汾酒,因其色泽清亮,以“清”绝尘,世人约定俗成称其为“汾清酒”。

汾酒融媒体中心 供图

“清酒既载,驿牡既备。以享以祀,以介景福。”从那时起,清酒便已与浊酒区分开来,那一份醉人的清冽中流淌着人们爱美要好,以超脱俗世泥淖的期许,或名浩然之气,或曰雅正清省,中国文人与酒的不解之缘也自此种下,达成了某种灵魂上的互照,忧乐于共。当屈原散发披襟行吟江畔,傲立于清波白云间,留下“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一语扬长而去。“独清”“独醒”,他勾勒出中国古代文人的轮廓,无论是处于庙堂之高还是江湖之远,都愿固守着一种精神上的独立与清醒。对于文人而言,“终朝对尊酒,嗜兴非嗜甘”,饮酒并非图口腹之享,而是为文人开辟了如果壳宇宙般的寓所,让晦涩的人生添上一分雅兴。

魏晋风度:清醒的自觉

魏晋以降,酒禁渐弛,得益于酿酒工艺的改进,饮酒的风气在文人墨客中盛行开来,清酒慢慢走下神坛,沾染上了名士的性情,诗酒交融,进而达到诗中有酒意,酒中有诗情。记载这一时期士族阶层的笔记小说《世说新语》中,谈到酒的就有五十四处,如张季鹰所言:“使我有身后名,不如即时一杯酒”,又或如王佛大所叹:“三日不饮酒,觉形神不复相亲。”

过去酿酒,为了提高酒液中的酒精含量,会对酒液进行三重甚至以上的反复酿造,即古人所称之“酎”。但由于酒精本身极强的抑菌能力,酒液中的酵母菌在酒精浓度超过一定限度后便会停止繁殖,因此直到汉代,普遍的度数仍然偏低,甚至还会出现“过日暮不饮,酒必致酸”的现象。

要真正提高酿酒的质量,改进制曲工艺才是关键所在。细细将酒曲挫碎,置于日下晒干后泡入水中,待酒曲发动,除去渣滓,滤出汁液,杏花村人以大麦、豌豆为制曲原料,摸索出更适合霉菌繁殖生长的经验,成功使清酒的酒度大为提高,令其醇香四溢,此即为《齐民要术》所载之“河东神曲”——“一斗杀粱米三石,省费悬绝如此。”

除了酒曲,汾河边上的“神井”亦是清酒之“清”独绝于世所在。其井水尤清冽,澄澈空明,更为清酒增得一分甘爽,无怪乎清末举人申季壮曾称赞道:“其味如醴,河东桑落不足比其甘馨,禄裕梨春不足方其清冽。”由此,魏晋时期的汾清工艺步入成熟阶段,酿得清酒“色近于水,酒香纯正”,取其自然而又复归自然。

马蹄飒沓穿林过,置酒一杯于月下,茂林修竹间,士人们宽衣博带,席地而坐,有人挽袖执杯,有人蘸酒细呷,有人高歌纵酒,有人闭目低吟。今藏于南京博物院的《竹林七贤与荣启期》古砖画描绘出了竹林七贤相聚酣饮的场景,让千百年后的我们得以一窥名士风采。

宗白华在谈到魏晋时代时曾言:“‘世说新语时代’是中国历史上最苦痛的时代,然而又是最富于艺术精神的一个时代。”冥冥中,“酒之自觉”与文学之自觉不谋而合。在时运不齐、世道混沌的苦痛撕裂中,一盏盏清酒拉开了文人与现世的距离,从建安风骨“对酒当歌,人生几何”的志深笔长、慷慨清朗,到正始之音“目送归鸿,手挥五弦。俯仰自得,游心太玄”的师心使气,清峻通脱,再到田园山水“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的任真自然,质朴清新,魏晋文学逐渐摆脱两汉以来经学的笼罩,卸下载道教化的包袱,转投到对自然万物的热爱赏玩和对个体生命体验的执著叩问,步伐虽沉重,却也愈发变得更轻盈。

“晋人多言饮酒有至于沉醉者,此未必意真在于酒。”在这个转变时期,酒,似乎成为用以入诗的一味药,文人们愁饮、痛饮、纵饮、默饮、会饮、独饮,其人格、气质也随着酒意于文字中自然流露,千姿百态。

嵇康好酒,而同为竹林七贤的山涛形容其醉态,曰:“嵇叔夜之为人也,岩岩若孤松之独立;其醉也,傀俄若玉山之将崩。”寥寥数语,恍若能瞧见一位风姿俊逸的公子,手执壶觞,似醉非醉,如清风朗月,几分疏朗,又有几分清冷。嵇康饮酒,不似阮籍那般痴,“醉卧当垆美妇旁”,也不似刘伶那般狂,“惟酒是务,焉知其余”,而是节制有度,始终保持着某种清醒的自觉。此乃嵇康其人,亦乃嵇康其文。“临川献清酤,微歌发皓齿。素琴挥雅操,清声随风起。”面对流水汤汤饮下清酒一杯,趁着酒意不禁哼唱出轻歌。不如再索来一张好琴,清越的琴音在山川林木间乘风而起,不失为一种雅兴。一首《酒会诗》清虚脱俗,道尽了琴酒之乐,闲适自得。

嵇康崇尚自由,眷恋自然,向往摆脱世俗的束缚,以求达到随情所至的淡泊境界。有人念于“譬如朝露,人生无常”而选择纵情忘忧,有人苦于“时方艰难”,而选择佯狂避世,而他却始终真诚且执著地活着,洋洋洒洒写就《与山巨源绝交书》,直言“非汤武而薄周孔”,更主张“越名教而任自然”,傲视政治上一切的伪饰,抱守清明,最终不为世所容。一曲广陵绝唱,嵇康离开时留给世人的背影依旧潇洒,纤尘不染。他对“清”穷尽一生的理想追求,正是魏晋时期文人自我意识觉醒的写照。 

大唐风流:积极的入世 

步入大唐盛世,历史画卷中最绚烂多彩的一页便在眼前徐徐展开,似走出了幽暗狭长的石洞,“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一派豁然开朗的景象,河清海晏,繁荣富足。至此,酒禁已完全废弛,朝廷更引榷酒之法,使酒成为一种能够自由流通的商品,走入了寻常百姓家。 

霎时间名酒辈出,各地酒肆林立,灿若星河,“西出阳关”时可与友人共饮,“晚来天欲雪”时可邀知己小酌,人们随时随地都可饮酒,酿酒业的发展也随之进入了繁荣阶段。李肇所撰《唐国史补》尽数其时天下美酒:“河东之干和、葡萄,郢州之富水,乌程之若下,荥阳之上窟春,富平之石冻春……”其中所载“河东干和”,便是汾阳杏花村人在前朝“汾清”的基础上所作出的大胆尝试。谁曾想这一步,就迈出了“乾和”称雄酒坛八百年的辉煌,更迈出了中国古代酿酒工艺臻于成熟的临门一步。

要顺利完成从粮食到好酒的转变,除了要选用上好的酒曲和水源,还需控制好酵母菌的发酵。某个特定的温度,恰到好处的发酵时间,高粱在地缸中与酵母相遇,悄然转化,迸发出独特的醇味,这对于古人来说实为偶得,是天时地利人和造化的结果,“金樽清酒斗十千,玉盘珍馐直万钱”,杏花村人祖祖辈辈酿制“汾清”,至唐代已逐渐掌握以曲发酵时气象、温度、湿度的变化,同时不再将酒醅调成液体,仅加入极少量的水,将酒料像和面一样搅拌成固态后,再放入地瓮发酵、蒸馏。 

“‘酿酒爱乾和’,即今人不入水也。并汾间以为贵品,名之曰乾酢酒。”由此酿得的酒,既保持了其前身“汾清”之澄澈明净,酒的度数更大为提高,在口感和劲度上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醇厚甘冽,一杯尽饮后,清香悠长,余劲十足,引人入思绪纷飞、飘飘欲仙之境。此酒一出,名动天下,时人多称其为“汾白酒”“杏花白”,汾州官府则称其为“乾和”。“乾”通“干”,意指万物之首,广纳穹苍宇宙,“乾和”二字,呈现出一片天地人和、圆融完满的气象,它的出现,似乎在与这个摇曳生姿的盛世相呼应,也只有在这样的时代,才盛得下这样张扬激烈的美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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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唐诗四万首,酒诗占七千,生于盛唐时代的诗家文人,不仅善饮好饮,更将酒和艺术创作结合得淋漓尽致。“诗借酒以灵,酒借诗以名”,三杯酒下肚,且驰大梦,诗兴勃发,那些瑰丽灵动的文字在酒的牵引下喷薄而出,满载着他们一切浪漫想象与豪情壮志。杜甫甚至作出《饮中八仙歌》,生动传神地描述了当时名士的酒后醉态,并为他们冠以酒仙之名。 

知章骑马似乘船,眼花落井水底眠。

汝阳三斗始朝天,道逢麹车口流涎,恨不移封向酒泉。

左相日兴费万钱,饮如长鲸吸百川,衔杯乐圣称世贤。

宗之潇洒美少年,举觞白眼望青天,皎如玉树临风前。

苏晋长斋绣佛前,醉中往往爱逃禅。

李白斗酒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

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

张旭三杯草圣传,脱帽露顶王公前,挥毫落纸如云烟。

焦遂五斗方卓然,高谈雄辩惊四筵。 

高门显贵,潇洒少年,艺术大家,各人在酒中显露出真率自然的个性,俨然一幅栩栩如生的大唐酣饮群像图。其中最引人注目的,莫过于那个风流不羁的诗仙李太白。杜甫笔下的李白,豪放纵逸,即使天子召见,也要依着自己的性子直呼“臣是酒中仙”。他恰如那横空出世的“乾和”酒,天真烂漫之清与意气疏狂之烈在他的身上得以圆融,也只有在这个兼容并包的盛世,才能容得下这么一位落尘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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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唐蓬勃大气的时代背景下,文人们之嗜酒作诗与魏晋相比,更多了一份入世的积极,使得这一时期的酒诗在社会意义和思想深度上上了一个更高的层次。 

杜甫一生孜孜以求“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曾只身投奔肃宗,官拜左拾遗,试图挽救倾颓的社稷,让老百姓重归于安居乐业的生活。然而他空有一腔抱负却无以作为,更要忍受战火离乱身世飘零的痛苦,唯有在诗酒中纵怀:“儒术于我何有哉?孔丘盗跖俱尘埃。不须闻此意惨怆,生前相遇且衔杯”。这首《醉时歌》)虽难掩悲怆,有借酒泄愤之感,但依旧不易其志,放下对现世民生的关怀。 

相较于子美酒诗的沉郁顿挫,太白之诗则绮丽飘逸,意境浩渺。“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古人今人若流水,共看明月皆如此。唯愿当歌对酒时,月光长照金樽里。”《把酒问月》一诗中,月下独酌的李白面对浩渺烟波发出慨叹:明月高悬于天空亘古如斯,而月下的人却如流水一般向远方逝去不再复回,顿有人世虚无之感。但他并没有让自己流连于怅然之中,而是借月色下酒,在万丈红尘间任自去留。那樽中长留的月辉,或许就是文人士子心中那一份坚守的“清”,存在于诗中,亦存于在酒中,足以超越沧海桑田的变迁。

以酒为媒:超我的境界

宋元而至,“乾和”的酿造工艺得到了极大的发展与普及。我国炼丹之术历史悠久,而炼丹时所用以提炼水银的蒸馏器在经历长时间的仿制、改良后,也渐渐被运用在制酒上。蒸馏已发酵成熟的酒酪,其中的酒精在水之前汽化,遇冷凝结成露后流出,便成为了酒精度和纯度都极高的酒液。宋代杨万里所言“桂子香,清无底”的新酒,其制法是“来自太虚中”的酒经,举杯饮就,“一洗万古甜酒空”,竟有“换君仙骨”般的体验。因此,随着宋元时期蒸馏工艺的提升,中国古代蒸馏白酒也进入了鼎盛时期,在北方逐步可与黄酒二分天下,“汾州甘露堂”“羊羔美酒”等皆是其时干和工艺酿制下代表的名酒。 

而与此同时,汾酒的支流——竹叶青也在历史舞台上大放异彩。元代宋伯仁在《酒小史》中更将其纳入名酒之列。何为“竹叶青”,即以汾酒为底,蘸以竹叶,其酒酿历史可追溯至魏晋南北朝之时。那时,这种入了淡竹叶来酿造的汾清酒被称为“竹叶洒”,汾清甘爽,竹叶馨香,可谓“兰羞荐俎,竹酒澄芳”。 

与白酒不同,竹叶青烈度并不大,酒如其名宛如谦谦君子,温厚润泽,受到了历代文人雅士的青睐,成为了诗文中的常客,既有北周庾信《春日离合》:“三春竹叶酒,一曲鹍鸡弦”,又有初唐王绩《过酒家》:“竹叶连糟翠,葡萄带曲红”,还有苏轼《次韵子由月季花再生》:“腊果缀梅枝,春杯浮竹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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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之后,晋地商帮崛起,汾地名酒也随着晋商的脚步向四面八方流转开来,家喻户晓,扬名海外直至近代。汾酒自微端初发到盛极一时,与文人始终紧密相联,只因其本质上的“清”,早已在历史流变的长河中,成为了文人的底色及其人文精神的载体,无法割裂。

上世纪五十年代到八十年代,“新武侠文学”成为文坛上的一股新风,梁羽生、金庸、古龙等武侠大家横空出世。这几位皆爱酒,金庸尤其爱竹叶青酒,并曾为之赋诗一首:“好酒当歌竹叶青,河汾玉翠酿晶莹,一壶好酒走天下,何处江山不醉情。”金庸的武侠世界荡气回肠,快意恩仇,“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一个江湖大梦,成为了多少人的无涯之生的寄托。书中的侠士也多为好酒之徒,乔峰、段誉、黄药师、令狐冲……亦酒亦侠,他们至情至性,或潇洒桀骜,或豪爽仗义,却不乏心怀大义者,即使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也宁守赤子之心。

纵如他笔下的令狐冲,虽没有称霸武林的利欲心,也没有如郭靖那般舍生取义、“知不可为而为之”的使命感,但他身上所流露的侠义率真,自由洒脱,让倪匡不禁赞叹:“在金庸笔下所有男主角之上,允称第一。”借令狐冲之眼,江湖中人所谓表面仁义道德下的伪善被照得清清楚楚,金庸将自己身上所蕴涵的君子之志与侠气相糅,倾注在那些引起我们无限共鸣的人物上,令一代又一代读者心驰神往。

古人云:南绍北汾,《笑傲江湖》一书中,金庸曾借田伯光之口作出了“天下名酒,北为汾酒,南为绍酒”的诠释。直至今日,两大美酒穿越千年的风尘,沉淀出悠久深远的历史,而其背后的酒文化,始终离不开文人。区别于西方尼采所释的酒神精神,在醉意中释放自我的灵魂,于痛苦所筑的废墟上狂欢起舞,以达到忘我之境,而中国文人饮酒,实际上是以酒为媒介,创造出庙堂江湖身后的桃源旧都,把内心的理想、人格、宇宙观、道义观寄于其中,以寻得“天人合一”的超我之境。

在这个意义上看,一壶清酒,恰恰弥补了修身与济世之间的缝隙。他们秉持清明的心智行走于世间,终是一场苦旅,幸而有酒,文人得以在这浩瀚天地间觅得一知音,与自然交融对话。川消山长,万象枯荣,诗酒侠三者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同构筑起了中国文人的精神世界。“清者浊之源,动者静之基,人能常清净,天地悉皆归。”一杯汾酒一杯清,古今文人风骨,尽在此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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