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谢晋元将军 | 封面人物
四天四夜坚守之后奉命撤出四行仓库，谢晋元却在三年半后遇刺于租界孤军营。羁留租界期间“八百壮士”自由无期、经济艰苦，列强压迫，日本与汪伪虎视眈眈。谢晋元竭尽心血，艰苦支撑，带领将士锻炼体格、研究学术、提高人格，刚毅坚忍地度过了这段精神最惨痛不宁的岁月
（本文首发于南方人物周刊）
发自：上海
责任编辑：周建平
四行仓库四天四夜的“战争直播”曾震撼世界，这支“八一三”淞沪抗战最后的守军面对汹涌而至的日军主力，英勇死守四行仓库。这场曾令中国军民和国际社会瞩目的命运大戏，在他们撤出四行仓库、跨过苏州河后，更加复杂幽深，撞击人心，其中曲折却鲜为人知。
“余自奉令撤退之始，即知今后环境之艰危，当十倍于固守四行之时。”团长谢晋元写在日记中的这些话，预示了“八百壮士”撤出四行仓库后滞留租界四年的坎坷命运。
令人感佩的是，被困于租界、失去前途盼望的这些年，这支被迫解除了武装的孤军在儒将谢晋元的带领下，“锻炼体格，研究学术，提高人格”。上海沦陷后，孤军营成为租界孤岛上最后的亮光，常年向社会民众开放参观鼓舞民心，向国际社会展示中国军人的纪律品格。
受命领军的谢晋元退入租界后，诸事萦怀、忧患于胸，其后数年一直深受重度失眠症所苦。他极为自律，每天写日记，记录下那些年的艰难和持守。多年之后，他的儿子谢继民从父亲的日记和老兵的回忆中，把这段历史打捞出来，也深入了从未见面的父亲的精神世界。
“一年又在愤慨痛苦中过去了！”
1940年元旦，是个星期一，35岁的“四行孤军”团长谢晋元上校写下新一年日记的第一句。
这一年，他最小的儿子谢继民4岁，出生以来还没有见过父亲， “1936年3月份左右，父亲把我两个姐姐、一个哥哥，和我母亲一起送到广东（梅州）蕉岭，当时我母亲怀着孕，肚子里的就是我。”
1936年10月底，谢继民在蕉岭出生，母亲凌维诚只有29岁。
“等抗战胜利，我就回来接你们母子回上海！”凌维诚一直记着丈夫这句话，却没有等到他回来的那一天。
谢继民一提到母亲就哽咽了，指一指我和陪同他接受采访的女儿谢骏，“她原来同你们一样是念书的小姐，从小在上海长大，家境很殷实的。”
“父亲当时已经知道，国民政府预备在上海与日本交战。他动员母亲从上海去广东老家，并且把家中一切都托付给她，母亲要照看公婆、4个孩子，还有我伯父留下的一个女儿。”
1946年春，谢继民姐弟四人和母亲凌维诚辗转两个多月回到上海，此时父亲谢晋元已经遇害辞世五年。一些老兵将他们母子接到孤军营附近安顿下来。
谢继民从未见过的父亲，是老兵随口不离的“团长”，“我总是听到他们说，团长如何如何，‘团长让我们学的、做的很多事情，我们现在才明白。’”
谢继民说，自己从12岁开始，就决定把父亲和老兵们所经历的了解清楚，“我不知道为什么有这样的想法，从小母亲很忙，我们几个孩子都是自己管自己的，我从小不爱说话，但是会听会观察。”
他有惊人的记忆力，十来岁时跟着母亲往南京跑，凌维诚为几个孩子还有老兵们的生计找国民政府要救助，“我就记得载我们的那辆福特小汽车，喇叭按一次就响个不停，总停不下来，司机手忙脚乱摁这摁那儿，才给它停下来……”母亲和哥哥都在车上，但“谁都不记得这个事”。他还记得母子被各部门推来推去，母亲总是忧心忡忡，“但她脾气很好，不跟我们发火的。”
2002年底，谢继民退休了，“第二年，我花了八九个月的时间，把我积累下来的关于父亲和四行孤军的东西都写出来了，就是《我的父亲谢晋元将军——八百壮士浴血奋战记》的第一版。”
他最初的想法是把这段历史记录下来，“只是想留给自己家里人看，自己的小孩，还有他们的子女、我的孙辈们，我说我没有钱、家产留给你们，我给你们这本书，这就是我们家的家风，这里记录下来了你们的太爷爷曾经为国家做过的事情。”
第二版再版时，他从1945年10月出版的《谢晋元日记钞》中摘选了4万余字，收入附录。“抗战胜利以后，我到上海人家就送给了我一本父亲的日记，‘文革’中丢失了，那时也不好去找，幸好，后来，亲戚又送了我一本。”
谢晋元在日记里不止一次写到自己“竭尽心血，艰苦支撑，力竭声嘶”，谢继民感慨他们在孤军营中的牺牲比在四行仓库激战更大，“国民政府退到重庆，南京、武汉接连失守，‘八百壮士’孤悬于租界，那样的环境里，我父亲要求大家持守自己做军人的本分，坚持信念，以人格精神为贵，非常不容易。”
这些年，对八百壮士的纪念越来越多，每逢抗战纪念日前后，谢继民就格外繁忙，参加各种纪念活动，接受采访。由于电影《八佰》的热映，“今年更忙，很多记者来找，常常打到手机没电。”
他在上海四行仓库纪念馆接受我的采访。纪念馆近期的预约参观人数暴增，馆里特地延迟了下午的闭馆时间，“电影是艺术加工的，如果想要对八百壮士有更多了解，我就推荐大家来这个纪念馆，这里全都是根据史实真实呈现的。”
留守
纪念馆第三展区是“八百壮士”在孤军营中的生活，工作人员拍拍展板边丛立的粗大栏杆，“这些铁栏杆的设计用意是，被铁丝网包围的孤军营像是监狱一样，壮士们在孤军营失去了人身自由。”
谢晋元在日记中写得最多的就是对租界因不愿得罪日本而将中国军人扣留于此的忿懑，“种种无理限制，实与囚徒无异，可叹可痛。弱国弱民处处受人欺侮。不流血，不抗战等待何时？”
1937年10月31日凌晨，他奉命率部撤出四行仓库退入公共租界，将士们原以为可以借道租界尽快与大部队会合。不料却因日、英、美多股力量的交织，被迫解除武装后，羁留于沪西胶州路口临时营地。
他们所在的国民党88师524团在会战打响前最早进驻上海闸北。淞沪会战血战75天后，中国军队付出惨烈代价，虽最终不敌日军，但也击溃了侵略者速战速决的妄想。1937年10月26日，大场失守后，大部队奉命转移，谢晋元所在的88师负责断后，掩护各部队撤退。
蒋介石原本希望88师全部留在闸北地区，分散游击作战，坚守到当年10月底九国公约会议在比利时召开，以顽强抗战赢得国际社会的同情和支持。但88师师长孙元良不愿做此牺牲，经过协商改为选拔精锐，留下一个团左右的兵力，以师部所在地四行仓库为固守据点，完成蒋介石的“政略目的”。
在四行仓库最后留守人员的配置安排中，考虑到给养、卫生的便利，最终决定只留下由杨瑞符担任团长的524团一营，并由524团中校团副、262旅参谋主任谢晋元统领。
谢晋元文武兼备，就读黄埔军校四期之前，已经在广州国立高等师范（中山大学前身）学习了四年，从黄埔毕业后参加过北伐战争和“一·二八”淞沪抗战。他天性平和，向往安静的世外生活，日记里称年轻时候曾有一念：暮年若能卸下所有家庭社会责任，愿隐修于山寺，“抱入山唯恐不深之愿，以待余年。”
但从他无法守住书桌前的平静、投笔从戎后，便认了自己的“劳碌命”，“余在军队十余年，始终未有片刻安闲，经常一身兼数职，每逢重大任务，必轮到余身。”
领命率部固守四行，谢晋元没有想到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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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编辑：柔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