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2020丨假如什么都不能将我们解救
心理创伤关乎理解。人人都在谈悲伤，我想写恐惧、疑虑、信念的丧失和生存的虚无。
我想我终于得到勇气，去感受人心的痛苦，思索痛苦的机理，争取痛苦的权利。
（本文首发于2021年2月11日《南方周末》）
责任编辑：邢人俨
李慕琰
相关报道详见《武汉的九百万种心碎》
疫情最严重的2020年2月底，编辑希望我写一篇报道，关于武汉人的心理创伤。她在电话里提醒我：“你要把自己的感受打开。”
我几乎是愣了一下。我没有去武汉前线，枯坐在家，没什么文化消息，日常工作停滞。每天看看新闻，免不了哭哭啼啼。深夜朋友送来一条线索，武汉几位医院护工感染后没有床位，求助无门。我想了一会儿，交托给了关系好的同事，“他们值得更好的记者”。
疫情当中，信息是匮乏的，人们需要通过新闻传达各类燃眉之急，我不擅长做这类报道，于是我想关切一种更不显而易见但影响可能更深远的困境。
心理创伤最大的问题是它不可见、易被忽略，在我们的文化里，似乎根深蒂固地认为心理问题的重要性排在现实问题之后。几年前，我看过半年心理咨询，体验过情绪的不可控和它对人的支配能力。在我的个人经验里，人最难以承受的痛苦不是死亡，有许多东西都排在它的前面。我深刻地反对“好死不如赖活”这个命题。
后来我读到索尔·贝娄的小说，主人公是一位植物学家，记者就三英里岛和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件造成的辐射危险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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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编辑：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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