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少年“爬藤”记:一场家庭条件和学生个人努力的赛跑

相比2019年参加国内高考的1000万考生,5万爬藤少年只是极小众。

为了确保“有书可读”,王奇奇的申请数量是25所,姚松辰15所。

留学顾问曾与家长“制造”出真实,将某个学生送进纽约大学。自始至终,学生不知道,这件事还有额外隐情。

责任编辑:吴筱羽

2018年5月19日,2018届郑州中学国际班毕业典礼。 (视觉中国/图)

(本文首发于2019年6月6日《南方周末》)

相比2019年参加国内高考的1000万考生,5万爬藤少年只是极小众。

为了确保“有书可读”,王奇奇的申请数量是25所,姚松辰15所。

留学顾问曾与家长“制造”出真实,将某个学生送进纽约大学。自始至终,学生不知道,这件事还有额外隐情。

拒信在20分钟内接连到达。先是哈佛,接着,耶鲁、普林斯顿,最后是一封达特茅斯的录取通知。

2019年3月28日,又是一年藤校放榜日。

达特茅斯也是藤校,但被哈佛拒绝的打击远甚其他,王奇奇哭到呼吸困难,被送进了医务室。这天,哈佛发出了41000封拒信,其新生录取率为4.5%,是藤校中最难进的一所。

王奇奇是2019年5万名中国爬藤少年之一,他们只有0.4%的成功几率。

“爬藤”是留学圈常用词,意味着申请美国常青藤联盟大学(哈佛大学、宾夕法尼亚大学、耶鲁大学、普林斯顿大学、哥伦比亚大学、达特茅斯学院、布朗大学、康奈尔大学),其外延后扩展到美国其他顶尖大学或文理学院。

相比2019年参加国内高考的1000万考生,5万爬藤少年只是极小众,但因名校光环加持一直备受关注,近来,又因美国留学签证趋紧受瞩目更甚。

就留学签证问题,2019年6月3日,教育部发出2019年第1号留学预警,提醒学生学者出国留学前加强风险评估。

放榜日过去两月有余,王奇奇们已尘埃落定的藤校录取,又蒙上一层薄灰。同学们会谈论这些话题,但鲜有不安情绪。

不久前的5月23日,耶鲁大学校长萨洛维(Peter Salovey)发出一封公开信,肯定常青藤联盟对外国人才的“坚定承诺”。不止耶鲁,斯坦福大学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等美国大学均发表声明,表示支持国际学生和学者。

竞争者越来越多,爬藤越来越难

王奇奇执念于哈佛,是因为这所学校足够“有名”,“文化程度不算很高”的父母能直观理解。

爬藤之路早早始于五年前。决定来得仓促,王奇奇来不及与初一的同学道别,便由普通中学转读了国际学校。

初二是申请美国高中九年级的最佳时间,顶尖的美国高中申请难度堪比藤校,甚至产生了“小常青藤”的说法。当时王奇奇托福只有八十多分(满分120分),于是索性gap(间断)一年,空挂学籍,用全部时间准备标准化考试和文书。

“我当时成绩不达标,面试也不过关,没什么亮眼的课外活动,也不了解整个申请系统,完全凭着一股冲劲就这么报。我现在的学校是二档左右,能进来还挺幸运的。”进入美国高中体系的王奇奇感慨。

同为2023届爬藤学生的姚松辰则没那么“幸运”。

他到了初三才决定出国,只能选择申请十年级或倒读九年级。这一阶段,十年级招生名额较少,他的准备也不充分,第一次便落空了。

不同的起点,导向了不同的爬藤经历。

王奇奇在九年级第一学期就为自己制定了四年规划。英语、数学、历史、科学课各有一条明确的选课线,SAT、SAT2与托福确定考试时间,社团计划做到管理层。这些计划将她的日程排满。

她上着五门AP大学预修课程,在三个社团担任管理层,还进行一个项目研究。如果论文拿了87分,或者课程平均分没到A,王奇奇都会大哭一场。

强烈的焦虑感包裹着她。王奇奇注意到,耶鲁刚录了某位美国高中校长的儿子,普林斯顿录了一个黑人运动员。在哈佛,运动员、毕业生子女、院长兴趣清单申请人和教职员工子女的入学率约为45%。那些有身份和背景加成的竞争者提醒她,必须要更努力,“不然就一点机会都没有”。

王奇奇从未睡饱过,即便周日早上,生物钟也从八点钟开始工作。很想体验一下学校的武术俱乐部,但读了四年高中也没去成,“时间太宝贵了,我不应该浪费在这些事上”。

申请美国高中落空之后,姚松辰考上了深圳中学,成为实验体系出国方向的一员。2018年,藤校本科录取的中国内地学生近两百人,南京外国语、北京四中和深圳中学为录取榜三甲,三校录取学生就占了19%。

几年后,姚松辰的耶鲁面试定在了2019年农历除夕夜。他刚在四川卧龙做完一项社会学寒假项目,匆匆赶到北京。

面试官是北京某大学教授、耶鲁校友,地点在大学教工宿舍里。客厅堆满书,一进门,姚松辰就被吸引了,椅子旁摆着一本法语版《三个火枪手》,靠阳台的窗边是一排20卷《大英百科全书》。思绪被提问打断,面试官将他拉回到这场面试。

“为什么去四川?”

姚松辰跟随团队去卧龙山村采集当地民歌,最后组织一场小型音乐会,尝试将西洋古典音乐与当地民歌做碰撞与结合。他从小学习小提琴,觉得这个项目可以充分转化自己的音乐特长,展现自己对文科的热爱、积极的状态和热心公益。

面试官不断追问:田野调查过程中可能会有技巧性甚至伦理性问题;发布你采集的信息应该遵循什么原则;项目开始前有没有培训;培训强度多大……

姚松辰其实不太愿意回答这个问题,他只得到过美国人类学家罗伯特·埃默森的《如何做田野笔记》电子版,上了约一个小时的课程,就被派去和村民谈话了。姚松辰知道这样的培训程度肯定不够,“但在他面前不可以撒谎,我得一五一十地告诉他,在这里怎么组织与研究也是一门学问,不过他没给我这个时间。”

可想而知,面试失败了,但姚松辰将之视为收获,并写了四千余字的总结。

他们面对的是一场长达三四年的长跑,标准化成绩(即SAT、ACT、托福等考试成绩)、校内绩点、活动与竞赛、文书准备缺一不可。

更糟糕的是,截至2019年,八所藤校的录取率都持续走低,爬藤之路在收窄。

姚松辰明白,录取率下降的本质并非美国大学收紧对华人的招生,而是生源增长过快,竞争者越来越多。

真实与“制造真实”

大学的录取格外谨慎,近两年甚至会判断申请学生的择校意向,避免成为“备胎”。

与之相反,学生通常会“广泛撒网”,申请十余所大学,兼顾足够数量的“保底学校”与“彩票学校”。为了确保“有书可读”,王奇奇的申请数量是25所,姚松辰15所。

刚从哈佛本科毕业的Brabeeba,将“真实”视作大学申请的关键。

为此,他告诉招生官,自己的兴趣是动漫与音乐——母亲曾强烈阻止他,“看动漫是‘负1分’,你把动漫做得很厉害,只能得到‘负100分’。”

Brabeeba是国内某大型动漫论坛的版主,是美少女养成游戏的最高频玩家之一,致力于推广自己喜欢的小众领域;他练钢琴,几乎每周都去听音乐会,对音乐家如数家珍,他的化名Brabeeba即勃拉姆斯、贝多芬和巴赫的组合——为了纪念他最爱的三个音乐家。

这些他都毫无隐瞒。“你真正喜欢一个东西,是很容易看得出来的。如果你在高中那几年,才想通过高大上的活动包装自己,也很容易被戳破。”

但Brabeeba不知道,“真实”也是一种可以被选择,甚至被制造的产物。

留学顾问张子杰就曾与家长“制造”出这样一种真实,将某个学生送进纽约大学。

他们为她设计了“热心公益”的标签。方法其实很简单,第一步,提供项目资金让学生去贫困地区旅游;第二步,引导观察,帮助学生认识双方生活差距;第三步,倚靠资源,鼓励学生改变当地环境。高一暑假,这名学生去了四川凉山。

“你看到那里的环境怎么样?是不是和你的生活差距太大了?”家长问。

“当地孩子们连午饭都吃不上。”她说。

“你想不想改变?想怎么改变?能不能写篇文章?”家长鼓励。

学生后来写道,她想将自家工厂剩下的午饭全部送给当地孩子。

“我们把这个故事写成了文书,用最粗陋最简单的英语写出来。”张子杰回忆,家长看到女儿的文章后哭了,自家孩子原来这么懂事,然后将文章转发到微博。多个同城商会QQ群转发,一不小心凑了上百万善款。

学生负责想办法联系当地学校,递交并使用善款。

“我记得当时纽约大学一看就给了她面试,担心她造假。”张子杰说。

但这名学生真的用了两三个月时间,实打实地去大凉山做公益,一个暑假,小姑娘晒成了黑妹子。在面试官的注视下,她笑得很开心。

“家长早和我们沟通过,孩子读中学期间不要让她太功利。”他们制定了这套方案,并且未向学生透露半句。

根据指导,学生在高二向纽约大学递交申请材料,并写信告诉学校,自己在做慈善项目,希望得到大学老师的指导。

“普通人是不可能写这句话的。但针对她这样的背景,我们就敢帮她把这句话写上去。”张子杰解释。

高二暑假,学生继续到凉山做慈善。高三,被纽约大学录取。她始终不知道,这件事还有额外隐情。

“没有一个家庭是穷的”

在十年前,事情远没有这么复杂,彼时的大学主要以标准化成绩作为录取考量。

在伊利诺伊大学厄巴纳-香槟分校攻读社会学博士的于庆普经历了那个时期,“去找中介,他能直接告诉我多少分读什么样的学校。”2009年申请美国本科的他,去了一所在中西部排名五六十左右的学校。

此轮美国留学热潮开端于2008年。美国国际教育协会(IIE)数据显示,1999至2008年间,中国留美学生总人数在5万至10万间徘徊,随后十年,曲线明显上扬。中国留美学生总人数增至36万人,在全部国际学生中占比33%,贡献了超过138亿美元。

2009年11月,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访华,高调宣布扩大中国留学生规模,美国使馆发放学生签证的数量随即大幅增加。

于庆普发现,随着时间推移,考试逻辑被摸索出来,标化成绩不足以筛选学生,申请大学逐渐变成一场“家庭社会阶层和学生个人努力的赛跑”。

USNews数据显示,美国公立学校录取新生的平均SAT成绩逐步走高,到2018年,75%的新生SAT均分在1440以上(总分1600分)。

家庭条件成了重要因素。于庆普说,有条件的家长能拿到国际知名教授推荐信,将高中生带进国家级实验室做项目、发文章,或者支付托福、SAT培训班的高额费用。

拥有九年留学顾问经验的黄崇本更为直白,“在美国读中学和读本科,没有一个家庭是穷的,就算是工薪家庭,都会在一线城市有两套房以上。”

高额的学费及生活费将大多数中产之家挡在门外。他指出,如果学生家庭没有两三百万流动资金,很难做爬藤计划。

30万至40万元,可以保录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级别大学(2019 USNews美国大学本科综合排名中位居第80名)。200万元,这是保录美国前30名大学的费用,能否毕业则另说。根据张子杰估算,前者一年约有两百个案例,后者更为隐蔽,数量极少。

张子杰说,高额保录费的赚取方式主要为两种:其一,留学机构认识相应大学的招生官;其二,机构认识目标专业的教授,能够获取推荐信或参加项目。

录取文件解密招生官的考量

高校看重什么,爬藤家庭便追逐什么,留学机构就提供什么服务。

研究生阶段的录取标准较为清晰,主要是看标准化成绩,即GRE、托福和GPA。“起跑线很公平,我的成绩分数够高,就能在这场竞争中跑赢。”在宾夕法尼亚大学读研的复旦大学毕业生蔡喆说。

本科录取则是门玄学,没人能给出准确的答案。

临近毕业,Brabeeba和朋友根据美国联邦法律《家庭教育权和隐私权法案》(FERPA)规定,申请查看自己的录取文件。招生官的实际抉择有些出乎意料。

一位美国同学的父母兄长都是哈佛毕业,有校友传承(Legacy)加分,他本人是最好的公立中学第一名毕业,在乐团里当首席,参加全国级别科展。但档案显示,两名招生官仍犹豫不决,他们让他再多寄一些研究项目和音乐影片,请音乐教授与科学教授看过,最后才决定录取与否。

至于Brabeeba自己,他是数学国际竞赛银牌得主,高中已修完大学数学课。招生官的意见则是:“这个人看起来非常有意思,也非常喜爱他做的东西。如果只是这样,我们不会注意到他,但他还有数学特长。”

以哈佛为代表,藤校的招生标准开始清晰。

2018年哈佛曾被指控歧视亚裔申请者。通过证词和内部文件,这场联邦诉讼暴露了哈佛的录取考量。拥有“异常吸引人的个人品质”、特别具有“反思力、洞察力或专注力”、克服了某些人生障碍或者拥有令人信服的人生故事,都更容易获得招生官青睐。

塑造这些特质,正是留学咨询行业所说的“背景提升”。

这是机构最常见的服务。更直白的说法是,有方法有技巧地包装申请者个人履历,使其增加竞争力。

英语成绩可以通过训练提高,实践有赖于原生家庭的社会背景和长期规划,个人亮点则需要中介顾问根据经验来设定。

王奇奇的人设主题是二胎女孩。在家庭社交圈,她的身份被隐匿多年,父母以亲戚身份出席她的家长会,同学叫她“妈妈不要的孤儿”。这样的成长环境给她造成了巨大的不安定感,“如果我不能证明自己的价值,就会被抛弃”。

这的确是王奇奇最大的伤口。11岁时,她强迫父母与自己做了亲子鉴定。但高三时,她却将整个伤口暴露在大学招生官面前。

“中介跟我说,就是这样的经历才更打动人。”中介为她圈定了这个人设,并要她跟着中国教授做相关项目研究。

被哈佛拒绝的第二天,2019年3月29日,托福114分、SAT1520分的王奇奇收到了斯坦福的录取通知。

进入藤校之后

同样要去斯坦福的还有姚松辰,他的名字高挂在深圳中学《2019届海外大学录取报告》前列。

“我们会引导孩子去思索自己喜欢的东西,在自己的课外活动方面做一些拓展。”班主任王奕君认为,与其功利规划“背景提升”方案,不如找到契合学生特点的活动。

每年申请季,王奕君都要为全班四五十个学生写推荐信。“根据你在这两年对孩子的观察,跟家长的沟通,其他学科老师对他的评价,以及一对一聊天,写一份有针对性的、能体现他特色的推荐信。”

姚松辰不到四岁开始学小提琴,小提琴老师觉得他有天赋,可以走专业道路,母亲也因此要求严格。转折点是小学二年级的一次沟通,姚松辰向母亲表达了不满,“我不想练了,我现在最讨厌的就是小提琴。”母亲突然意识到,强制学习可能有反效果。

姚松辰的托福为116分。英语启蒙是BBC纪录片《纳米比亚的大象》,模仿播音员的英式口音,每次“玩”几分钟。后来英语融入了他的日常,走路听英语广播,碎片时间看原著,都是兴趣导向。“别人老问我,他在哪里培训的,真的没有,包括托福都没有(培训)。”姚松辰的母亲说。

他常会在腰间绑个小包,乘地铁或课间时,会从包里掏出一本英文书来看。这个细节也被王奕君写进推荐信,“他是一个对阅读抱有真正热情的人。”

在此之前,除了小提琴,他小学阶段的奥数成绩很好,初中时期是化学竞赛生,由于不愿意“做学科竞赛这么枯燥的事情”,他决定放弃竞赛,申请美国大学。

姚松辰在录取经验中写道,自己更看重理想、热情和自我审视的能力。

爬藤成功意味着新挑战的开始,而非终结。

美国入学咨询机构College Transitions的CEO贝拉斯科(Andrew Belasco)指出,部分中国学生在尝试适应社会时感到吃力,部分不愿意与美国学生群体融合。“他们与其他任何学生群体一样多元化,有些人不太成熟,有些则礼貌而热情。”

Brabeeba进入哈佛之后发现,很多从小开始练音乐的“天才”,进大学后就不碰音乐了,叫他们去听音乐会,大都兴趣缺缺。看得出,他们并不真正喜欢音乐,斐然的音乐成绩仅是升学敲门砖。而大学,其实并不希望招到以功利目的为导向的“特长生”。

两种不同导向的学生在大学校园里很容易区分,一类规划明确,有人参加金融俱乐部,有人在华尔街朝九夜二,一类则充分尊重兴趣,有人在学校推广折纸活动,有人在欧洲的酒吧做乐队表演。

“我觉得招生官想让我们做的是,与众不同的微小贡献。”Brabeeba聚集起三十多人的音乐社团,聚集从未接触过古典音乐的同学,每周一起去音乐会。他还在哈佛复活了已沉寂的动漫活动,担任了三年动漫社社长。

王奇奇爬藤的最大动因来自获取父母认同,但斯坦福未能弥合两代人巨大的观念分歧。录取结果出来后,她的父母接到很多电话,朋友们希望奇奇分享经验。高兴之余,母亲却告诉女儿,不必太努力学习,可以在学校找个有钱的对象嫁了。

(应受访者要求,王奇奇、张子杰、于庆普为化名)

网络编辑:邵小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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