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李大钊,发现陈独秀:海外红色影像“猎人”

“那个馆光是打车就要一个半小时。”这位汉学家埋怨太远,李玉贞投其所好,许诺“送两瓶啤酒在路上喝”,汉学家这才一口应下。

他们并不知道,在1964出版的《罗易回忆录》中,同一段影像的截图曾被用作配图。并且,左下角的东亚男子被视作“印度支那代表胡志明”。

“一开始,我们干劲很大,想把中共一大代表的影像全部集齐。”汪珉失望地发现,挖掘档案、辨别人物,精细,且艰难。

稀缺性势必带来利益的纠葛,吴琼发现不少早期历史影像的真实性“尚待考证”。

1922年11月,中共早期领导人在莫斯科留下的珍贵影像。(上海音像资料馆授权南方周末)

1924年9月22日,莫斯科大剧院的舞台上,一个自称为“秦华”的中年男子,做了一段七百余字的演讲。

秦华有一张东方面孔,国字脸微胖,八字胡又浓又密,眼镜架在挺拔的鼻梁上。演讲到激动处,仿佛要挣脱什么似的,他将拳头挥舞到半空,眉心紧锁。

九十多年后的人们,能轻易辨认出他的真实身份——李大钊这个名字,连同他的八字胡一起,是中国人再熟悉不过的历史记忆。这段短短几秒钟的画面,则是他留给后世的唯一影像。

2021年4月,李大钊的影像经“央视频”微博发布,点击量高达1600多万。事实上,除了李大钊,陈独秀、瞿秋白、刘仁静等在中国近代史上闪耀过的人物,并非一直在历史的白纸黑字中。留存的影像资料使他们得以闯入现代生活。

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海外影像寻档工作,因1999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李玉贞发现李大钊的影像开始受关注。十年后,长期在海外寻找共产国际早期档案的李玉贞,又在莫斯科发现陈独秀影像的线索。

历史影像的挖掘、寻找和研究是环环接力的赛跑,上海音像资料馆党总支书记乐建强将之比作“历史的侦探”,研究员习惯以帧为单位,截取影像中那些演讲者、低语者、欢呼者,模糊的街道,一闪而过的影子。他们把年谱、回忆录、会议名单当做已经揭晓的谜底,进行漫长的考证,试图破解镜头里的秘密,找回影像中人被时间遗忘的名字。

2021年4月23日,中国国家话剧院内,学生们正在彩排话剧《父亲李大钊》(青少年版)。 (IC photo/图)

用两瓶啤酒“找回”李大钊

1924年,共产党人的事业接连受挫。1月,列宁与世长辞。5月,春意尚未消散,肃杀之气如影随形,北洋政府发出对李大钊等人的“海捕文书”。21日张国焘被捕,担负着国共两党在北方实际领导工作的李大钊,被迫逃入河北五峰山。

6月上旬,李大钊的同学于树德送来一份通知,想委派李大钊作为中国共产党的首席代表,出席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

李大钊乔装为行庄的生意人,从河北匆匆返回北京,此后经哈尔滨,从满洲里出国赴苏。半个月后,李大钊出现在有“共产国际招待所”之称的莫斯科柳克斯(俄语意为“豪华”)旅馆,住在三楼的他,除了列席共产国际相关会议、为国际报刊撰文外,甚至还挤出时间学习俄语。

“寻找李大钊”,源于1999年,李大钊诞辰110周年,中央电视台计划播出文献纪录片《李大钊》。当时35岁的闫东被任命为导演后,才意识到这是一个艰巨的任务——摆在他面前的,仅有20幅李大钊的照片。

也是在上世纪90年代,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影像研究中心副主任吴琼意识到,中国历史影像学系统的挖掘和研究一片空白,“需要有专门的人去做”。

图片显然难以满足纪录片的拍摄要求,闫东先后访谈十几位专家学者,希望能拼凑出李大钊的生活碎片。

一次采访结束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李玉贞随口提及,李大钊参加过1924年6月共产国际代表大会,“可能存有影像”。闫东遂嘱托正准备前往莫斯科的档案馆查找资料的李玉贞,“顺道把李大钊的资料也捎回来一些”。

彼时,不少由苏联官方保存的档案陆续解禁,大批学者从全球各地飞往莫斯科,手里紧紧攥着护照和介绍信,在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门口排起了长龙,“每个人都抢着去查阅,简直是世界大战”。

那些获许进入资料室的学者,只能手抄或用笔记本电脑打字,把查到的资料摘录下来,办完手续的李玉贞小心翼翼地进入档案的迷宫,迷宫里,“全都是‘刷、刷、刷’翻档案的声音”。

离李大钊诞辰的10月29日越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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