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古琴巨擘查阜西的“剑胆琴心”

张充和说:“我抗战经过的地方最喜欢昆明。天气人情风俗都好。”

1939年,在昆明东南呈贡县城一华里的龙街杨家大院,四十四岁的查阜西与二十六岁的张充和相识。张充和在合肥四姐妹里年纪最小,查阜西在兄弟四人里排行老四,熟稔以后,两人便以“四姐”“四哥”相称。

那是一段在战火硝烟里依旧风流俊赏的岁月。查阜西在小文《龙溪幻影》里记叙:“乐人词家,朝夕晤对,渐访得瓮泉、鹭林、缨桥、后坟诸胜,留连日久,安而乐之,不复知身在乱离中矣。”

艰困的环境中不辍艺事。同住杨家大院的郑颖孙、杨荫浏、曹安和、张充和,与住在附近,经常过来的查阜西,或结伴游山玩水,或搭台共演昆曲,或在山间树下弹奏萧、笛、琵琶和古琴。张充和向查阜西学琴,抱怨太难了,只学得入门一首《良宵引》。查阜西向张充和学昆曲,也是学得“马马虎虎”。而这段苦中作乐的日子,成为二人一生中难忘的回忆。

1948年,张充和与德国犹太裔学者傅汉思结婚,查阜西以宋琴“寒泉”相赠。这张琴在大洋彼岸张充和的家里珍藏多年,是她最宝爱的结婚礼物。而张充和也曾为查阜西手录《长生殿·弹词》昆曲谱长卷,并为他三赋《八声甘州》,字里行间充满对故人的惦念。

近日,学者严晓星撰著的《往事分明在,琴笛高楼——查阜西与张充和》由中华书局出版。该书立足于大量诗文、日记及口述、未刊手稿等资料,将张充和与查阜西的交游故事娓娓道来。正如著名书法学者白谦慎在序言中所说,严晓星秉承学者的严谨,悬鹄高远,“写的是两位文化人的故事,揭櫫的却是一段罕为人知的琴学历史”。

7月10日晚,南都读书俱乐部联合中华书局,邀请严晓星为读者带来“弹到梅花月满琴:查阜西与张充和交游往事”线上专题讲座。严晓星研究查阜西先生生平及琴学多年,在讲座中,他为读者讲述了一位拥有剑胆琴心的“多面”查阜西:既是曾经的热血青年,领导过海军学校学潮、追随过孙中山建设空军,又是中国民航的创始人之一,常年在欧亚航空公司秘书主任、中央航空公司副总经理的岗位上韬光隐晦;既参与了中共隐蔽战线的工作,经历九死一生,又对中国古琴事业怀抱救亡图存、振蔽起废之心,以一己之力推动了新中国成立后古琴艺术的空前发展。那些湮没在历史中的人物与往事,如今回想历历在目,伴随泠泠琴声,让人喟叹、感佩。

张充和三赋《八声甘州》

南都:查阜西与张充和首次相遇相识是在抗战时期的昆明。在杨家大院,“乐人词家,朝夕晤对”,度过了一段难忘的岁月。在诸多友人里,查阜西为何与张充和格外投契?两人的友谊是如何建立起来的?

严晓星:张充和的个性比较偏向男孩子,很爽朗,一点都不矫揉造作。不说才女不才女,我们看张充和那张像男孩子一样调皮可爱的照片,就知道她首先是一个有趣、可爱的人。查阜西是一个经历非常多的人,也就更珍惜美好的人。他虽然经历多,但是他不世故,有一种天真在性情里面。我在书里也写到这一点。张充和曾经回忆,“他这个人很可爱,又昆乱不挡,什么都会,还会装苏州男人的小腔。” 查阜西到她家里去做客,不仅主人高兴,连佣人看了也高兴。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朋友?他是大家的朋友。其中有一个吃包子的故事。查阜西号称要吃掉80个包子。结果佣人怕查阜西把肚子吃坏了,偷偷藏起了20个包子。查阜西那时候已经是50多岁的人了,他还做得出来这么孩子气的事情。你看他多么可爱。

抗战时期 ,云龙庵中的张充和

查阜西和张充和他们好到什么程度?我可以举个例子。查阜西秘密地为共产党做地下工作,因为张充和跟他太熟了,意外地发现了这么一个天大的秘密。我们都知道,这种事情人命关天。但是查阜西只是笑着叮嘱了一句,你不要告诉别人呀。可见他们彼此有多么地信任。

南都:那时候,昆明郊区也是西南联大、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北大文科研究所的聚居之地。请谈谈查阜西先生在此前后与诸多学者、作家、艺术家的交往。

严晓星:比如说傅斯年。查阜西在昆明龙头村住的房子,之前是傅斯年住的。傅斯年在居所里还留了很多东西给查阜西。老舍有一篇散文写他在云南怎么游玩,里面很多地方写到查阜西。他写查阜西怎么帮助他安排旅行路上的情况,怎么陪他玩,写查阜西这个人的个性是怎么样的,还听查阜西弹琴。写得非常生动详细。

再比如冰心。冰心有一次去查阜西家里,看到一个书柜,就看看里头有什么书。查阜西可能觉得对方是大作家,很不好意思,就说别翻了,里面都是很无聊的书。话音刚落,冰心翻出来一本《冰心选集》。冰心就笑吟吟地把这本书拿给查阜西看,查阜西可尴尬了。这是查阜西的儿子查克承先生告诉我的一件轶事。

再比如陈梦家和赵萝蕤夫妇。赵萝蕤是跟着查阜西学古琴的。查阜西跟陈梦家、赵萝蕤的友谊一直延续了二十年。陈梦家被打成“右派”以后,很多人都不敢去看他,只有查阜西夫妇经常去看望他们。这个故事很能说明查阜西对朋友的情谊,也能说明查阜西的人品。

南都:移居美国以后,张充和先生曾为查阜西先生前后写了三首《八声甘州》,这三首《八声甘州》分别是在什么语境下创作的?它们表达了作者怎样的心情?

严晓星:我们知道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一段时期里,中国大陆和海外的联系基本是断绝的。海外曾经误传过很多中国学者、作家的死讯。后来,这些学者、作家看到了他们的朋友在海峡对岸或者在欧美国家写的纪念他们的诗文,觉得非常有意思。

查阜西也经历了这么一个故事。1970年,香港著名学者饶宗颐先生去耶鲁做访问学者,在这期间他经常去张充和家里。他当时听到消息说查阜西已经去世,便告诉了张充和。张充和非常难过,她让饶宗颐弹了查阜西送她的那张琴。弹完琴以后,张充和填了一首《八声甘州》来纪念查先生。那首词可以说情真意切,回顾了他们一起度过的美好时光。等到1974年,张充和在国内的亲戚朋友告诉她,查阜西健在,她非常高兴,又填了第二首《八声甘州》,这首词的情绪就比较明亮了。到了1976年年初的时候,她和家里人联系,把她写的第一首《八声甘州》和第二首《八声甘州》抄在一张纸上,托周有光先生的太太张允和带给了查阜西。查阜西读到了张充和为他写的两首《八声甘州》,这是1976年春天的事情。我也是见过这张纸的,当时非常感动。

张充和托张允和带给査阜西的两首《八声甘州》

查阜西看到以后,他把两首词又抄了一遍。查阜西的诗写得非常好的,他非常想和一首词,但是始终没有和得了。因为那时候他已经八十多岁,年纪大了,思路和艺术感觉已经迟钝了。他给张充和回了一封信,张充和又给他来信,查阜西又给她回信。在给张充和写了第二封信以后一个星期,查阜西就中风了,到了医院里,有时候人还是清醒的,但也不能够做任何事情了。当年的8月份他就去世了。

张充和得知查阜西去世,又写了第三首《八声甘州》。张充和三赋《八声甘州》,是一个非常感人的故事。我的另一本小书叫《近世古琴逸话》在做增订本,我准备把张充和三赋《八声甘州》这件小事也放进去。

张充和曾经把这三首《八声甘州》抄了好多份送给朋友。现在我已经看到了很多版本。张充和是不断有修改的,我在书里比较了九个版本。在《往事分明在,琴笛高楼:查阜西与张充和》一书出版以后,我又得知还有第十个版本。这个版本目前在古琴家吴钊先生手里。吴钊和他的父亲吴鹤望(逸群)都跟查阜西学琴,《往事分明在,琴笛高楼——查阜西与张充和》的附册,即张充和手录的昆曲谱《长生殿·弹词》,就是吴鹤望题签的。

他为新中国立下了汗马功劳

南都:1946年左右,查阜西在柳湜夫妇的劝说下,重回党的队伍,开始协助党做统战、策反及搜集、提供情报的地下工作。严老师研究查阜西先生多年,他在隐蔽战线上具体做了哪些工作,有哪些惊心动魄的经历?

严晓星: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2019年曾经上映过一部电影《决胜时刻》,是讲1949年中国共产党取得政权前的故事,其中一件大事就是国共谈判。在电影里,国民党的和平谈判代表张治中将军,在谈判破裂以后想留在北平。连国民党的谈判代表都留在了共产党这边,不回去了,这在政治上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在舆论上也是一件很有利的。张治中将军想留在北平,但他最担心的一件事是他的家属还在南京。怎么办?共产党方面,确切地说是周恩来,已经早就考虑到了个问题。他派人把张治中的家属非常秘密地从南京接到了北平。电影表现了一个场景,张将军正惶恐不安的时候,周恩来走进来,后面跟着的是张将军的妻儿。这件事情幕后的英雄就是查阜西。是查阜西安排人把张治中将军的家属接走,送到北平的。

还有一件事情,不完全是查阜西的功劳。查阜西曾经在海军学校念书,所以他在国民党的海军里是有很多故旧的。临近解放,共产党想策动国民党的海军第二舰队司令林遵起义,希望查阜西去做林遵的工作,但查阜西拒绝了。他的理由很简单,他说,在海军里主要是靠同乡关系,林遵是福州人,建议派福州人去做林遵将军的工作。这样就算不成功,也不一定会把事情搞得太糟。后来地下党按照他这个思路,说服了林遵起义。但还是有点险的,因为林遵在起义的时候放跑了相当一部分不愿意参加起义的人,因为人各有志嘛。可见查阜西是一个非常谨慎的人。

再有一个,在写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民国史的时候,都会提到两航起义。所谓“两航”,就是两个航空公司:中国航空公司和中央航空公司。在解放战争后期,国民党有一个思路:在抗日的时候,他们用西南的半壁江山抵抗了日本人的侵略,他们现在又想利用西南这半壁江山来抵抗共产党。在这里面,航空公司会起到特别重要的作用。他们大量征用航空公司的飞机,帮他们运输各种物资、人才甚至军队。为了让航空公司起义,周恩来直接接见了查阜西,派了一个很年轻的吕明跟他一起潜入香港,去做说服工作。但是航空业是技术要求很高,同时收入也非常丰厚的岗位,要让他们冒着生命危险、政治风险去起义,的确挺艰难的。这个说服工作一直持续了两个多月。在说服期间,1949年10月1号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北京成立了。但是查阜西默默地还在香港做着这方面的工作。到了最后,十一架飞机起飞,回到了北京和天津。还有一部分飞机留在了香港。

这里有一个小插曲。留在香港的那一批飞机,是属于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权还是迁往台湾的国民党政权?在当时产生了法律纠纷。另外一个姓查的人,写了一篇很长的文章讨论这个问题,在《大公报》上分两期刊出,这个姓查的人叫查良镛,就是后来的金庸。

说回查阜西,他的的确确为新中国立下了汗马功劳。需要强调的是,这些经历让查阜西在建国后有比较高的政治地位,这是无可置疑的,但他没有利用这些功绩去为自己谋求更多的利益。在两航起义之后不久,他就从民航局退休了,保留了一个顾问的头衔,全身心地投入到古琴工作中去。他在古琴方面取得的很多成就,跟他为共产党立下的功劳是有很大关系的。因为共产党非常尊重他。他是利用自己的政治地位和政治影响力来为古琴做事情的,这一点我们现在可以看得特别清楚。

1936年,査阜西在南京陵园花圃弹琴。原照片题有“弹到梅花月满琴”一句。

传统琴学的总结者,现代琴学的奠基者

南都:新中国成立以后,查阜西先生一直在为古琴事业奔走,怎么评价他在这个领域做出的贡献?

严晓星:音乐学者乔建中先生曾经对查阜西有一个精到的评价:传统琴学的总结者,现代琴学的奠基者。具体是怎么回事呢?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提出中共的文艺方针是要为工农兵服务。古琴是一种文人艺术。它无论是用作宣传,还是用于娱乐,其功能都是不如秧歌、琵琶、二胡等其他乐器或音乐形式的。而且,过去弹古琴的人,绝大多数都是读书人,都是地主阶级、士大夫。在新的政治环境里,这是被批判的一个群体。换句话说,古琴是能够为工农兵服务的吗?这是要打问号的。如果按照这个思路,解放以后,可能古琴艺术就要灭亡了,因为它不能顺应新的政治形势。

查阜西了解政治。他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就是把古琴归结为“重要的民族文化遗产”,然后利用他的政治地位和影响力,去说服文化方面的掌权者。五六十年代音乐方面的领导吕骥,是延安出来的音乐家,在查阜西的影响下,他认可古琴是中国音乐艺术里非常重要的一部分。有了他的支持,查阜西就可以顺利展开工作。

必须要承认,在挽救古琴的这个过程里,古琴不可避免地会有政治化的现象。你可能需要用古琴来讴歌政治,可能要做一些不大适合古琴艺术本身的事情。但是我们应该看大的方面。更重要的是,通过这么一种形式,古琴艺术生存了下来,从五六十年代开始,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古琴艺术得到了极大的发展。这一点,即使西方的很多文化学者也是承认的。著名汉学家高罗佩是古琴爱好者,也是查阜西的好朋友。高罗佩说,古琴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得到了空前的发展,我认为是完全正确的。

体现在哪些方面呢?一个是查阜西把一批古琴家给抢救回来了。解放后这些人的生活条件和环境并不是很好,他想方设法,通过各种渠道,给他们工作,把他们养起来,这是非常重要的。当然也有没来得及抢救和保护的,留下了永久的遗憾。1956年,查阜西领导了一次全国范围内的古琴普查。很多古琴家演奏的录音通过这次普查保留了下来。他还搜集古琴资料,主持整理和出版古琴曲谱汇编《琴曲集成》,这也是规模空前、无比重要的一件事。在当时,古琴的学术研究、资料整理方面,都取得了空前的进展。如果没有查阜西,古琴不一定会得到重视。而如果错过了这么一个时机,从1949年到1966年这17年,等到1976年以后,绝大部分古琴家都去世了,剩下的一部分古琴家已经不怎么能弹琴了,古琴资料也已散佚很多了。这么一来,古琴艺术就断代了。所以,好在有查阜西。

他们都是非常高贵、永远打不倒的人

南都:请谈谈您写作《往事分明在,琴笛高楼》一书的经过,采访了谁,查阅了哪些资料等等。

严晓星:十年前,我用了半个月的时间写了一个初稿,只有一万多字。当时就已经通过本书的作序者、书法学者白谦慎先生,采访了张充和先生本人。我也采访了查阜西先生的儿子查克承先生。文章写完了以后,先是在《万象》杂志发表,后来收进了我自己的一个集子《条畅小集》。收到这个集子里的时候,我已经作了一些增补和修改。《条畅小集》里的版本曾经拿给很多人看过,其中有一个重要的人物,是书里写到的音乐家郑颖孙的女儿郑慧。我采访郑慧时,她在上海,已经九十多岁了,后半生一直在电影界。我把文章给她看,她指出了我在辨认照片人物的一些错误。其中一个人,她告诉我那是沈从文的太太张兆和,我认错了。她也回忆了一些细节——在我的书里有很多细节,没有一个是编造、臆想的。

另外,因为查阜西先生的文集准备要在中华书局出版,我也参与了很小一部分的工作。所以查阜西的很多情况我还是比别人要了解一些。与此同时,我还在准备撰写查阜西先生的传记和年谱长编。甚至,如果有可能,我还想写一个反映查阜西先生生平的影视剧剧本。查阜西的一生太精彩了。

我自己印象很深刻的是,查阜西的儿子查克承对我说:“你知道吗,我十五岁就会开汽车,身上带着一把手枪。因为我父亲担心他给党做地下工作暴露了,会连累到家人。”查阜西做事儿非常细心稳妥。他在他苏州的家附近旁边一个死胡同里,停了一辆车,经年停在那里。万一有紧急情况,他就训练自己十五岁的儿子,带上一把手枪,开车带全家人转移。这个细节只有家人知道。包括张充和发现了查阜西的秘密,这是张充和告诉白谦慎先生,白谦慎告诉我的。

至于参考的文献资料,我在书里都有记载。出版物大家都能看到,比较难得一见的是一些抄本和稿本。我这里面还提到了一本庄剑丞抄《琴人书札》。庄剑丞是查阜西最得意的弟子,1953年就去世了。他手抄的《琴人书札》里就有查阜西写给他的信。很多年以前,《琴人书札》出现在一个拍卖网站上,卖家贴出了几张照片,我下载了这个照片,这封信正好是查阜西写信告诉庄剑丞他和张充和的一些故事,还有他们唱和的诗。哪有这么巧的事情!这张照片我保存了很多年。没想到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用上了。这是我在搜集资料、整理资料的过程中,这个世界给我的一点点惊喜。

南都:这段乐人词家交游往事,对您个人有什么触动?

严晓星:在书结束的时候,我特地放了一张查阜西晚年的照片。这张照片大概是1975年之前拍的。你看这张照片,查阜西非常欢乐,一手拿着笔,一手拿着书,他沉浸在这种欢乐之中,他脸上的那种安详、温柔是真实的,是装不了的。它给你一种错觉,好像这个老人一辈子没有经受任何挫折,一辈子都非常地顺。事实上不是这样。但为什么能做到这样?就是因为他有他真心喜欢的东西,因为有了这个真心喜欢的东西,所有的逆境,所有的挫折他都可以不在乎。这是八十多岁的查阜西去世前一年的照片,但你感觉这张照片脸上那种朝气、那种坚定,好像是一个壮年人才有的。

与此对应的是张充和。查阜西比张充和大一辈,但在整个历史里面他们可以算同代人。他们这一代人的共同命运是什么,就是在历史的潮流中,有时候很难把握自己的航向,自己的命运随着历史潮流翻滚。但张充和的一生例外,她跟别人都不同。她所遇到的师友都非常地欣赏她,呵护她,最后她还去了海外,奇迹般地躲开了种种浩劫。她与查阜西这些人形成了对比,她的运气特别好,上天特别眷顾她,她好像这一辈子都没有受过什么苦难。她一定是非常珍惜这种幸运的。

张充和是非常幸运,初心不改,查阜西是经历了种种波折,仍然初心不改。他们这种人都是非常高贵的,永远打不倒的。这是对我的最大的触动。

答读者问:

查阜西的人生经历投射在了琴曲当中

Q:据说查阜西当年最喜欢的学生是赵萝蕤,宋琴“寒泉”最初带到美国去也是为了与赵萝蕤合奏,不知您是否熟悉具体情况?

严晓星:当时跟查阜西学琴的人很多。赵萝蕤跟查阜西学琴,是因为他们都住在昆明龙头村的一个院子里。赵萝蕤是赵紫宸先生的女儿,是基督教家庭,她从小就学钢琴,对音乐非常在行的。她如果学古琴,肯定是有音乐上的优势,而且事实上,她学琴的程度很不低,因为她能够弹《潇湘水云》。在“文革”以前,弹到《潇湘水云》,差不多就算是弹到了古琴最顶级的曲目了。他们之间最详实的资料基本上保存在查阜西和赵萝蕤、陈梦家的通信里面,这批通信现在收藏在北京的方继孝先生手里。我不知道查阜西先生是不是“最喜欢”赵萝蕤,但是我相信他是很喜欢赵萝蕤的。

张充和首先是查阜西的好朋友,她也是跟查阜西学琴的。至于学到什么程度,她自己说很浅,学过《良宵引》,这是非常小的曲子。查阜西跟张充和学昆曲也不是很认真,就是马马虎虎这么学,这是张充和的原话。“寒泉”带到美国去,当然不是查阜西预知到张充和会嫁给一个在美国的德裔人士。他带琴去,是因为高罗佩提醒他,去美国一定要带一张古琴。他在美国用这张琴在很多地方演奏,赵元任还为他录音。

赵萝蕤弹琴这件事,其实在此之前知道的人非常少。我有一位师长扬之水先生,她和晚年的赵萝蕤是非常密切,情同母女。有一次我跟扬之水说,赵萝蕤会弹古琴,而且程度不低。扬之水说,绝不可能,我跟她那么熟,她从来没跟我提过。我说,偏偏就是这么回事儿。当然赵萝蕤可能“文革”以后,或者“反右”以后就不怎么弹琴了。所以几十年来,很亲近的的人都不知道她会弹琴。

Q:查阜西先生本人的演奏水平怎样?他和别的古琴家是什么样的关系?

严晓星:在三十年代中期的上海琴坛,有一个说法叫“浦东三杰”,其中一位是彭祉卿,他1944年就去世了。据大家说,彭祉卿是“浦东三杰”里弹奏水平最高的。他非常有名的一个曲子是《忆故人》,我们现在弹的《忆故人》基本上是他传下来的谱子。他弹的《渔歌》最有名,所以江湖人称“彭渔歌”。另一位是张子谦,因为擅弹《龙翔操》,人称“张龙翔”。查阜西最有名的曲子是《潇湘水云》,人称“查潇湘”。《潇湘水云》最早的版本可能是比较闲情逸致的,仅仅描写山水之美。经过查阜西的打谱,在这首曲子里注入了忧国忧民的爱国情怀,这其实是查阜西先生本人的人生经历的投射。也就是说,他是有一定的历史性高度的。他与其他古琴家仅仅从音乐上来处理古琴,可能是有一定差别的。

回顾20世纪中国古琴最伟大的古琴家,我们通常会说三大师:查阜西、管平湖、吴景略。这里面吴景略先生是个天才,我有一篇文章考证他学琴是非常晚的,但他仅仅用了不到十年的时间,就成长为第一流的古琴高手,就更了不起了。

古琴家管平湖先生

古琴家吴景略先生

我们现在回头看历史都觉得,查阜西、管平湖、吴景略他们都是一代人,从年代上来讲当然没错。但事实上,比如吴景略先生,他比查阜西先生小十二岁,出道也晚,他对待查阜西先生其实是一种晚辈对长辈、学生对老师的心态,并不是说他们真的就是这种关系,他们其实是很好的朋友。比如说在一起弹琴,大家坐好了,吴景略先生会很客气地说,查老,我弹个某某曲子?查阜西点一下头,就开始弹了。很多人回忆老一辈的时候,他们就是这么一个状态。

如果用大家熟悉的来类比,查阜西先生你可以把他看作是胡适,而管平湖先生你可以把他看作是鲁迅。没有胡适,新文化运动不会动员得那么广泛,发展得那么深刻,就好像没有查阜西,中国古琴的面貌可能完全是另一幅样子,甚至古琴艺术在某种程度上濒临灭绝。但是,没有鲁迅,新文化运动的最重要的成绩无法体现出来。这不是说查阜西本人的古琴弹奏艺术没有那么高。现在我们在强调管平湖先生、吴景略先生这些个人风格非常明显的伟大演奏家的时候,对查阜西先生在演奏方面的成就是有一些疏忽的。

管平湖先生的风格非常高古,他给人的感觉好像古琴就应该是这个样子;而吴景略先生让江南的旖旎多姿在古琴里得到了体现,音乐性更强。查阜西先生的人生体验、历史高度是其他几位古琴家不能比的,放眼20世纪所有的古琴家,没有一个有他那么丰富的经历,那么深刻的对历史、对人生的反思。他晚年经常弹唱一首琴歌叫《慨古吟》,内容就是感慨人生的浮沉、朝代的兴亡。我想查阜西先生在弹唱这首曲子的时候,一定想起了很多很多的往事。这种境界用一种如今我们已经失落的儒雅风格体现出来,大概也就是张充和说的“处理得正好”、“真了不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