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战略分析家的谢林

从根本意义上说,谢林以及他的继承者忘记了他们的博弈模型作为抽象的玩具,可能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但用于真实世界的战略决策问题,不仅是不可行的,甚至是灾难性的。

(本文首发于2022年6月16日《南方周末》)

责任编辑:刘小磊

谢林曾经被认为是1950—1970年间最有学术影响和政策影响的“战略分析家”之一。 (资料图/图)

谢林因为发展了关于“有限战争”的理论,特别是基于博弈论的“战争是谈判”的理论而声名鹊起。尽管谢林获得的是诺贝尔经济学奖,但他在大众心目中的最主要贡献是冲突理论,特别是基于博弈论讨论冲突。谢林曾经被认为是1950—1970年间最有学术影响和政策影响的“战略分析家”之一。

需要指出的是,应该把谢林和基辛格等人区分开来,基辛格本身就希望进入政府,但谢林不是——他只是希望有政府的人听他的。事实上,保罗·尼兹(Paul Nitze, 凯南的继任者)确实邀请谢林到美国国防部工作,但是谢林拒绝了,转而推荐了同事和好友约翰·麦克诺顿(John McNaughton)。谢林和麦克诺顿当时都任教于哈佛大学,可以说是肯尼迪和约翰逊政府的知识大本营。后来以“五角大楼文件”闻名于世、在美国国防部和兰德公司都工作过的丹尼尔·埃尔斯伯格(Daniel Ellsberg)则是谢林的博士生,也是一位出色的博弈论专家。

毫无疑问,谢林为两个超级大国如何在核恐怖下避免“相互确保摧毁(mutually assured destruction, MAD)”,以及对一些至关重要的理念和理论,包括“(核威慑的)战略稳定性(strategic stability)”“军备控制(arms control)”都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但是,谢林的“有限战争理论”在常规战争中,特别是在美苏之间的“代理人战争中”的命运就没有那么幸运了。从1964年起,当时的美国国防部部长罗伯特·麦克纳马拉在考虑如何升级越南战争时,通过麦克诺顿受到了谢林的影响。谢林本人一开始也是支持越南战争的。不过到了1968年的“新年攻势”之后,他放弃了。麦克纳马拉也于1968年2月离开了约翰逊政府。此后,谢林基本不再讨论越战,包括美国撤出越南后的影响,也从未就他在越南战争中的有害影响道歉。

因此,后人对谢林以及他的继承者发展出的这些“有限战争”理论的批判,主要集中在该理论在常规战争中遇到的问题,又特别聚焦于“理性选择的有限战争”的理论,包括“理性主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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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编辑:游淑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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