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具小镇的人，南下与北归

黄登荣管理的家具厂在政府规划建设的集聚区中，集聚区的厂房一改此前毛毡棚、铁皮棚的草根气息 （本刊记者 聂阳欣/图）

绿皮火车穿过群山万壑，从广州抵达赣州，一路上岭南丘陵连着赣南山脉，城镇零星散落在山间平原上。我此行的终点是一个名叫龙回的小镇，归属于原江西省南康市、现江西省赣州市南康区。在行政区划上，龙回是赣州市区最南端的小镇之一。

龙回是我外公的故乡，我却是今年才第一次知道它的名字。跟我妈聊起农民工话题时，她忽然告诉我，“你在龙回的堂舅们都去广东打过工，你可以问问。”

电话拨通后，大堂舅在那一头谨慎地问我，父母都叫什么名字，我一一作答，他的语气立刻热络起来，“打工啊，（上世纪）90年代，这边的人16至60岁全去打工。”

“后来呢？还在广东吗？”我问。

他有些骄傲地说：“几乎都回来了，广东很多厂迁到东南亚、迁到江西和湖南，龙回最多的时候也有一千多个家具厂，（这边的人）不必到外面去了。”

打工回流是必然的趋势，但是，“为什么有那么多工厂？”

大堂舅几句话解释不清，干脆说：“你来，我带你去厂里转转。”

2022年8月末，我终于来到这座和我有亲缘关系却非常陌生的小镇。龙回的主街道非常宽阔，两旁的门面被统一设计了木制招牌和立柱，墙面刷得亮白，像是一种明晃晃的宣示。而主街背后的一排排楼房依然是乡村小镇的朴实模样，昏暗、狭窄，水泥裸露的墙体上爬满黑色的电线。2022年，赣州市南康区家具产业的年产值达2000亿元，其中大多数家具厂还在乡镇企业转型现代工厂的路上。

出路

大堂舅来接我时赶上刚下班，还穿着衬衫西裤、提着黑色公文包。他在龙回镇龙回村的村委会里做办事员。龙回镇下辖18个村，龙回村是离镇上最近的一个。他对家具厂的熟悉正来自于这份工作。龙回村内有七十多个家具厂，村委会定期检查厂里的消防和环保，大堂舅负责其中的十几家。

龙回村不算大，沿着村道进去，大片的田野与高低错落的民宅看着和一般村庄无二，深入其间才看到排布着的一间间厂房，靠近村子边缘甚至专门划出了一块地方做产业园。背着锄头从田里上岸的农民，赤着脚走过一幢幢厂房回家，工业与农耕文明就这样和谐相处。

变化是怎么开始的，大堂舅并不知道，那时他还在广东打工，他的几个姊妹也全在外地打工。

外公家姓阳，在林、熊为大姓的龙回村是外姓。新中国成立后，我外公早早考了出去，而堂外公（大堂舅的父亲）一直留在村里，生养六个孩子，日子过得很艰难。

直到上世纪80年代末，走出小镇的主要方式还是考学，只有极少数人能考上。“真正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大堂舅说，“考不出去，没有工打，没有田种，我们小时候也没有计划生育，家家户户生很多个，村镇街头很多无所事事的年轻人。”

南康人多地少，据《南康县志》记载，1985年底，南康农业人口的人均耕地只有0.78亩。上世纪80年代人口流动的机会少，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出路日渐成为问题，当时倡导的就业模式还是“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而全南康大大小小的工厂不过百余家。

大堂舅没有去学木工、缝纫、泥瓦，一心考学，连续几年不中，被村里人嘲笑为“阳先生”。他终于放弃，上了七天缝纫班后，迎头赶上上世纪90年代村里南下的大潮。1992年，京九铁路还未开通，从龙回去广州，原本要周转几趟班车去韶关，再乘火车。但因为去的人太多，出现了私人运营的大巴车，从镇上直达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