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野千鹤子女士:你有灰心丧气的时刻吗?

“通往成熟的路不止一条”

(本文首发于南方人物周刊)

责任编辑:周建平

上野千鹤子 (菅野胜男/图)

新冠疫情暴发的头两年,上野千鹤子独自生活在山间的一幢房子内。多数时间,她看书、写文章,偶尔接受媒体访问。好像不追求什么,内心也可以保持平静。其间,她与跨世代的社会学者、作家铃木凉美有持续一年的通信往来,两人谈论情色资本、恋爱与性、婚姻、工作、自由与男人等等,笃信能从实践中打破“结构与主体”的困境。这些信件结集为《始于极限:女性主义往复书简》,于2022年秋天在国内出版。

熟悉性别议题的读者或许对上野千鹤子并不陌生。她是东京大学的名誉教授,也是日本战后70年来最有影响力的女性学者。1948年,上野千鹤子出生于日本富山县,父亲是内科医生,母亲是家庭主妇,两人自由恋爱结合。“我的家庭可以说是一个很现代的家庭,却仍然发生了妇女被压制的事情。”成年以后,母亲成为她对抗的坐标。

上世纪60年代,上野千鹤子曾热切地投身于学生运动和反越战等社会运动,却在此过程中见证了内化于其间的性别压迫。她发表的第一本学术著作《解读主妇论争·全纪录》Ⅰ&Ⅱ以家庭主妇作为研究对象,将无偿劳动(unpaid work)的概念引入日本。而后,她的研究延伸至战争中的性暴力、父权制与资本主义。过去十余年,她的研究转向一个人居家养老临终。

一位独身女性,如何面对老年?

我们的采访从这里开始。当然,我们同样好奇,在性别不平等的社会里,她如何应对未婚未育的指责,是否有过摇摆?失去母亲后,身为女儿的她又如何与其对话?男性应如何维护性别平等?

许多人认识上野千鹤子源自三年前她在东京大学入学式发表的祝辞。在演讲中,她提到了东京大学存在的隐性性别歧视问题,并直言:“今后等待着你们的将是‘即便努力也不一定会有公平回报’的社会。”

近几年,她总以一头红发示人,红发之下是一张素净的脸,戴着银边眼镜,笑眯眯的。参与社会运动,将自我的生命历程融进社会学理论,在许多人的印象里,她似乎一直是个斗士。

可还是有些灰心丧气的时刻。大抵是,“我们这代人视作课题,并且自以为已经通过斗争实现的东西没有传递给年轻一代……每每看到这样的现实,我总会不由得沮丧。”她在回复我们的邮件里感慨道。

“这个世界好像从未改变,但其实又在变化。”在NHK节目《最后的讲义:上野千鹤子篇》的末尾,她说:“所谓的变化,并不是自然发生的,我能够自负地说,是我们改变了社会。”

“请不要使用‘孤独死’这个词”

南方人物周刊:尽管现在日本取消了旅行限制,生活恢复如常,但新冠疫情的发生确实改变了一些事情,比如经济的停滞、家暴率的上涨。也有研究表明,第一波大流行期间,学术界的性别不平衡加剧了,男性研究者提交的论文数量增幅远超女性。疫情是否有改变或推进你对自身研究的一些想法?

上野千鹤子:总体上没有改变,甚至还觉得自己的一贯主张得到了证实,即“平时就有的矛盾和冲突会在特殊时期被放大,变得更加严重”。各种研究表明,学校停课、居家办公等因素增加了女性的家务劳动负担,对单亲妈妈的打击也有所加剧。没有正式劳动合同的必要工作者(essential worker)以女性居多,她们失去了工作,收入急剧下降,陷入贫困。闷在家中的男性将压力发泄在弱者身上,家庭暴力问题的咨询数量同比增长了30%,无路可逃的年轻女性的自杀率急剧上升。问题中提到的“论文数量的性别差异”恐怕也与女性研究人员因被迫居家办公而增加的负担不无关系。有报告称,如果夫妻双方都采用居家办公模式,丈夫的工作往往享有更高的优先级,妻子没有属于自己的空间,办公时容易被家务和孩子打断。还有研究人员预测,ICT技术(信息与通信技术)的发展将会扩大信息层面的个体差距,进而拉开经济层面的贫富差距,造成所谓的“K型贫富悬殊”。这都是疫情之前就已经有人指出的问题。

登录后获取更多权限

立即登录

校对:赵立宇

欢迎分享、点赞与留言。本作品的版权为南方周末或相关著作权人所有,任何第三方未经授权,不得转载,否则即为侵权。

{{ isview_popup.firstLine }}{{ isview_popup.highlight }}

{{ isview_popup.secondLine }}

{{ isview_popup.buttonTex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