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宋明炜：中国科幻小说是属于21世纪的文学

《三体漫画》封面之一，根据小说《三体》中虚构的红岸基地所绘。蔡劲等改编，作者草祭九日东。（出版方供图/图）

2008年夏天，适逢北京奥运会即将开幕，在美国韦尔斯利学院（Wellesley College）任教的宋明炜回中国探亲，偶然在一家书店看到小说《三体》，仅仅打开看了几页，他就被深深地吸引了。

“怎么会有这么好看的小说！”宋明炜这才想起，早些时候复旦大学学者严锋就向自己推荐过这本书，但由于当时看到的版本不同，开头就是大篇幅描写主人公叶文洁在“文革”的遭遇，让宋明炜误以为这是一本煽情老套的“伤痕文学”，便没有看下去。

或许是为了弥补差点错失经典的遗憾，宋明炜连夜读完了《三体》第一部，第二天就赶去书店买下刚刚上市的《三体2：黑暗森林》，阅读的快感让他仿佛重回少年时代观看电影《星球大战》的体验。

凭借文学研究者的敏锐，宋明炜意识到《三体》绝不是一本简单的类型小说，它的价值还远远没有被发现，同时也好奇中国是否还有类似的科幻小说与作家。经过一番打听，宋明炜得知刘慈欣正在写作第三部，暂时还不可能看到，他只好怀着期待回到美国，将好几套《三体》的前两部送给身边的师友，其中包括他的博士导师王德威。师生俩一致认为这是一本难得的佳作，却想不到更合适的话语来描述它，也没预料这本书会在此后的十多年时间里产生如此巨大的影响。

在此之前，宋明炜虽然也创作诗歌和小说，但他的研究方向主要是中国现代文学领域，本科毕业前后，他就写作了自己的第一本著作《浮世的悲哀：张爱玲传》。1995年，23岁的宋明炜保送复旦大学中文系，开始了五年硕博连读的岁月。后来，在导师陈思和的鼓励下，他选择出国进修，远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继续深造，师从学者王德威。2005年，他取得博士学位，进入韦尔斯利学院任教，现任该校东亚系宋美龄讲座教授、系主任。

与中国科幻的缘分对宋明炜来说是生命中的偶然，彼时他正在着手将自己的博士论文修改成书《少年中国：青春话语和成长小说》（Young China）。他从梁启超提出的“少年中国”入手，分析了中国现代文学中的少年意象与中国现代性之间的关系，其中也涉及部分晚清的科学小说。

在修改书稿的间隙，宋明炜以放松为目的大量阅读了中国当代科幻小说，越发意识到这是一个未被开发的宝库。在他看来，刘慈欣和韩松的创作源头可以追溯到鲁迅，具有很强的文学性和先锋性，本身是极好的文学作品；另一方面又颠覆了中国传统的现实主义文学的思维方式。

在宋明炜之前，鲜有人注意到中国当代科幻小说的成就，作家韩松就说：“2010年前，中国科幻就已经有了十年的辉煌，成就了自己的黄金时代，而在科幻迷之外的人们却鲜有所闻，主流学者们竟也一无所知。”

2012年，宋明炜开始提出“中国科幻新浪潮”这个概念，并出版了同名著作。他成为第一位在英语世界译介和评价中国当代科幻小说的学者，也是国内第一位在主流学术期刊发表科幻小说研究论文的学者。如今，宋明炜长期致力于发掘和翻译中国科幻小说，成为这批中国作家“出海”的重要推手。由于对科幻研究的突出成就，他入选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2016届迪尔沃斯学者。

2022年10月，南方周末记者通过视频对宋明炜进行了两次采访，宋明炜谈论了自己对中国当代科幻小说的观察和思考。

宋明炜，1972年生，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系博士，现任美国韦尔斯利学院东亚系宋美龄讲座教授、系主任，宋美龄国际学术基金会执行主席，兼任哈佛大学、乌普萨拉大学博士生联合导师，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心研究员，入选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2016届迪尔沃斯学者，其学术领域涉及中国现当代文学、比较文学等。著有中文著作《中国科幻新浪潮》《批评与想象》《浮世的悲哀：张爱玲传》等七部，以及英文著作《少年中国：青春话语和成长小说》《看的恐惧：中国科幻小说诗学问题》两部，编选英文版哥伦比亚版中国科幻选集《转生的巨人》，以及哥伦比亚版中国科幻选集第二集《嵌合体》等。）

为什么科幻小说出现在晚清，消失在民国

南方周末：在王德威主编的《哈佛新编中国现代文学史》中，你的文章《2066火星照耀美国》是全书最后一篇，将这部文学史的结尾放在未来。在这篇文章中，你谈到了中国科幻小说在诞生之初与民族主义话语之间的关系，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宋明炜：其实这个问题是我在写作《少年中国》的时候所面对的，这是一本探讨中国现代文学中成长小说与青春话语关系的著作。因为晚清的科学小说很发达，要谈青春的问题必须要写科学小说，比如《新石头记》里就出现了“老少年”这个人物形象，正确的说法叫作“理想小说”，其中还写到未来世界贾宝玉坐潜水艇。

晚清的科学小说开启了后来的诸多可能性，可谓五花八门。我觉得我做这部分研究是受到王德威老师的《被压抑的现代性》的影响，他在这本书里提到一位很重要的科学家斯蒂芬·杰·古尔德（Stephen Jay Gould），后者是我青少年时代非常喜欢的一位科学家，他的研究让我们认识到生物的多样性和演化不是一个线性关系，在生物进化中多样性往往是被压抑的。由此受到启发，王德威老师提出了晚清的现代性可能也是多样的，但是这些丰富的现代性或许并没有发展成后来所说的现代文学主流。

其实，早期的民族主义并非一个负面的词语，它是一个具有建构性的词语。因为古代的中国是没有民族主义的，在帝王时代天下都是皇帝的，何来民族主义。当中国渐渐成为一个现代国家之后，也是开始构建民族的过程，说明我们已经意识到自己是世界上的民族之一。

我认为晚清科幻的民族主义尽管与梁启超写作《新中国未来记》《少年中国说》等有关，但放眼全世界，整个19世纪都是一个民族主义高涨的时代。所以这些早期的科幻小说，当时还叫科学小说，是和民族主义并生的，这种思潮造成了一种后来不太常见，但当时的中国科幻特别常写的情形——中国独大。这是一种用科幻小说来倒写现实的案例，因为当时的现实其实是西方侵略中国，老牌的资本主义国家在殖民中国，但科幻小说却反过来写，要写中国怎么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这是一种对中国的乌托邦愿景，反映了当时中国人的一种诉求。

在那样的环境中，可以说科幻小说对于帝制结束而言是一种革命性的力量，与当时的文学革命、政治革命和民族革命是一体的。当然，我们以历史的“后见之明”来说，可以说这里面存在一些问题，比如会造成一种乌托邦主义，让理想和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