秀英奶奶的人生四季:六十五岁后,识字写书

相较于过往几十年的体力劳动,创作是如今的秦秀英更需要全力以赴的事情。秦秀英认识的字不多,需要重新开始识字。秦秀英在本子上记下了常用的字,学会了标点符号的使用方法,“认识了好多字,好多花,好多树”。她手边的《新华字典》边缘早已磨损,用透明胶带粘起来继续用。

吕永林能感觉到,写作后的母亲慢慢转变,她开始主动接触外界活动,参加老年大学的学习,甚至在与儿子儿媳的相处中更善于表达感情,“我妈现在会开玩笑了,身上的包袱也卸下不少”。

(本文首发于2023年2月9日《南方周末》)

责任编辑:刘悠翔

家乡的花草。 (秦秀英/图)

在人生最初的六十五年,秦秀英几乎不识字。她重新学写字并开始绘画,是因为儿子吕永林和儿媳芮东莉的建议,前者是上海大学一名创意写作老师,后者是国内“自然笔记”的倡导者之一。秦秀英一写就是十年。

同许多作家一样,秦秀英在创作中找回了逝去的乡土。河套平原上一个叫“二喜民圪蛋”的村子,因当地大地主“二喜民”而得名。秦秀英和丈夫曾在那里盖了一套房子,包括一进两开的正房和偏房,以及一个大的院子,院子里有水井、谷仓、鸡窝、猪圈、羊圈。院墙内堆满麦秸垛和葵花秆儿,墙外长着一丛丛芨芨草,院子大门口还有一米多高,“像一把大伞一样”的“哈莫儿”(白刺)。

三十年前,秦秀英一家搬到了镇上;十五年前,秦秀英开始在城市定居。记忆中的胡麻、糜子、红柳和芨芨草逐渐远去,胖猪、羔羊、猫咪、母鸡、“小狼”热闹的声音也逐渐安静。在儿女为其购买的巴彦淖尔市临河区的房子里,秦秀英展开纸笔,决心记下和画下记忆中的一切。她的目光闪过,仿佛瞥见了河套平原上厚实美丽的土地。2015年,秦秀英首部作品集《胡麻的天空》出版。

与时间的转瞬即逝相比,记忆消失的速度显得慢悠悠。秦秀英出生于1947年,对她来说,前半辈子经历过于坎坷,“干甚甚不顺”“动不动遇上坏人,躲也躲不开”。当她老去的时候,开始把这些故事絮叨给下一代们。孩子们对这些陈年旧账习以为常,甚至有些无奈。

秦秀英讲到四妹妹,对吕永林讲,“那么好的一个人,就像果子掉落在泥土里,悄无声息地就没了”。在新书《世上的果子,世上的人》里,秦秀英把记忆中的每个人比喻成一个“果子”,“地上的植物长得各式各样,它们的果子也各式各样。我写的人,也各式各样”。

秦秀英想了半天,卡了壳,不知道自己像什么“果子”。吕永林问,你是像胡麻还是向日葵呢?秦秀英还是不知道。“我老老实实,也实实在在,我也不会欺骗人欺负人。”她对南方周末记者说,“从我们老人来说,从来不会说自己好的事情,也不会说自己坏的事情,让别人去说。”她没有写太多自己的故事。

秦秀英只写了自己上学和辍学的原因。十一岁那年,她在割草时,一条蛇猛地扑过来,她拔腿就跑,一直跑到渠陂坐下,“心还怦怦跳”“太阳落下才回了家”。她不敢再去割草,上学是唯一逃避割草的方法——从七八岁开始,她便承担了纳鞋底、做针线、做饭、捡柴的劳动。学上了一年半,家里实在太穷,“上学没有干粮拿”,后来知识青年下乡,“城里人还往农村下放,农村人念哇不是白念!就是不念书,还能种上麦子长出豆子了?”

这成为她的许多遗憾之一,到了老年,没想到弥补了这个遗憾。接受采访前,秦秀英读完了傅高义的《邓小平时代》,书中所述时代变迁她很熟悉,“那个时代不可能倒流了,回不到以前”。她还打趣“记者”,“以前大集体的时候,总听说村里乡里当干部的去这里学习去那里学习,回来告诉社员这么干那么干,从来没有记者来乡下找我们(采访)问我们怎么做。”

由于疫情,2022年是秦秀英在上海居住时间最长的一年。每年,她会在上海小住一段时间,然后回到老家。两个多月不能下楼,她想念家里的黑色长条桌,种满牵牛花、半枝莲的小花圃,以及熟悉的亲朋好友。临近过年,她迫不及待回到了熟悉的地方,“儿子住的小区,哪里人都有,但是我都有点不熟悉。我的口音太重,我听不懂他们的。”秦秀英对南方周末记者说,“回来认识的人多,起码说的话也多。”

吕永林对姥爷的模糊记忆,是那个因中风瘫倒在炕上,话也说不出,熬不过半年便去世的人。

秦秀英的记忆不止于此,尤其是这两年,她想起了更多的事情。父亲曾带她去镇上看戏。为了早点到公社占位子,他们沿着一条从庄稼地里趟出的土路过去。父亲走在前面,背着母亲准备好的烙饼和水,向女儿讲着路两边生长的庄稼,黄澄澄的麦子,绿油油的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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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编辑:大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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