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江健三郎逝世:作为一个日本人意味着什么?

两位作家用他们死亡的方式给出了答案:三岛死于45岁的盛年,暴烈地切腹;大江死于88岁的晚年。前者用自杀消解了二律背反,后者的存在主义,始于存在的焦灼,终于存在的勇气。

“大江健三郎最深沉的部分是世界主义的,这使他可能缺乏今天的人们所注重的激进思想家色彩,但他是攸关人类生存的政治与精神问题的重要参与者。”

责任编辑:李慕琰

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1935年—2023年),1994年获诺贝尔文学奖。(视觉中国图)

安静离世十天后,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的死讯,被出版方讲谈社证实。2023年3月13日的一份声明中,讲谈社表示,大江先生于3月3日凌晨死于衰老,享年88岁,已举办家庭葬礼。

大江健三郎被中国读者熟知,始于1994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瑞典文学院的授奖词写道:“他用诗意的力量创造了一个想象世界,生活与神话凝聚为一幅当今人类困境的不安画卷。”

大江对中国的关切,要比中国读者对他的兴趣早得多。1960年,25岁的大江健三郎随日本文学家代表团访问中国,留下了与毛泽东、周恩来的合影。此时,中日两国尚未实现邦交正常化,年轻的大江参加以作家野间宏为团长的访华团,是为了表明反对《新日美安保条约》的立场。

从1958年开始,日美两国就修订安保条约进行谈判,新条约强化了日本作为美国在亚洲的冷战桥头堡的定位,使日本有卷入美国军事行动的危险。1959到1960年间,日本青年学生和进步知识分子反对《新日美安保条约》的运动风起云涌,其意义堪比1968年的巴黎五月风暴之于一代法国青年。

作家萨特、波伏娃,导演克里斯·马克、阿涅斯·瓦尔达都曾在20世纪50年代访问中国。大半个世纪以前,对于年轻的大江健三郎和瓦尔达而言,中国意味着“破次元”的另一种可能,散发着第三世界的崭新光晕。他们瞩目中国,是为了借力观照、批判日本与法国。在时代的巨变中,这一语境被不断改写。就像对日本的进步知识分子来说,鲁迅成为一个动力装置,一种被中断却散发着永恒光芒的可能性。

1994年12月7日,大江健三郎在瑞典斯德哥尔摩领奖,发表的演讲题为《暧昧的日本的我》,与1968年川端康成的演讲《美丽的日本的我》形成呼应,后者是第一位获得诺奖的日本作家。

在大江看来,川端表现出了独特的神秘主义。而对于出生在1935年的大江来说,日本一百多年来的现代化进程,正从根本上被置于暧昧的两极之间,“而我,身为被刻上了伤口般深深印痕的小说家,就生活在这种暧昧之中”。“把国家与国人撕裂开来的这种强大而又尖锐的暧昧,正在日本和日本人之间以多种形式表面化……暧昧的进程,使得日本在亚洲扮演了侵略者的角色。而面向西欧全方位开放的日本文化,却并没有因此得到西欧的理解……”

在战争与核爆的阴影中度过童年,笔耕一生的大江健三郎,始终在面对这个问题:作为一个日本人意味着什么?当然,他也引用了奥登的诗给小说家下定义:“在正直的人群中正直/在污浊中污浊/如果可能/须以羸弱之身/在钝痛中承受/人类所有的苦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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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4年,大江健三郎考入东京大学,一年后进入法国文学专业,在渡边一夫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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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对:星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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