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鸿宇:赋权强县,让“后腰”有权有钱有人

县域是国家经济发展中衔接上下发展的“后腰”,需要通过赋权强县来做实“后腰”的实力。县域经济如果发展不起来,如同足球队的“后腰”太软,上边承接不了,下边带动不了,球接不住也传不出。

县域的行政边界是清晰的,县域经济的边界则是视县域经济的中心能级和经济网络的发育程度而定。县域经济应是全方位开放的,自我封闭发展不了县域经济。

赋权强县的实质是政府自身的自我变革,赋权的另一面是县区必须承担相对应的责任。

(本文首发于2023年3月16日《南方周末》)

责任编辑:谢艳霞

广东省委党校原副校长、教授陈鸿宇。 (受访者供图/图)

今年农历新春开工第一天,广东省委、省政府召开全省高质量发展大会。会议提出,深入实施“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全面推进县域经济发展、新型城镇化、乡村振兴,破解城乡区域发展不平衡难题。

县域经济是我国经济的基本单元。县域经济相对迟缓是困扰广东多年的经济短板。如何理解县域和县域经济?“赋权强县”的关键问题是什么?广东如何探索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路径?南方周末为此专访广东省委党校原副校长、教授陈鸿宇,解读县域振兴话题。

陈鸿宇自1985年开始深耕县域经济研究近40年,对广东区域发展问题有独到见解。在他看来,县域是国家经济发展中衔接上下发展的“后腰”,需要通过赋权强县来做实“后腰”的实力。而赋权强县,关键在于赋予县(区)一级更为充分的财权、事权和用人权,让县一级有权、有钱、有人去修复和拓展被割裂的县域内外的市场、交通、信息网络,发挥承接省市和统筹镇村的本来功能。

做强国家经济发展的“后腰”

南方周末:过去一年,从中央到地方出台了不少有关县域的政策。国务院提出以县城为核心的就近城镇化策略,广东省最近则倡导“县域振兴”。县域为何越来越被重视?

陈鸿宇:这体现了国家对中国特色区域发展战略认识的深化。

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的空间战略目标是尽快突破“胡焕庸线”,按照均衡发展的思路去配置资源,在内地建成了大批工业基地、新兴工业区和工矿城镇,初步构筑起中西部公铁交通骨干网络,对区域发展思想中国化开始了自觉探索。

改革开放后,国家开始采用非均衡发展战略。从办特区到沿海、沿江、沿边的“三沿”开放,再到兴办众多国家级新区。1999年以后,国家相继推出西部大开发、东北振兴、中部崛起、东部地区率先发展等适度倾斜、兼顾公平的四个方面的空间战略。

党的十八大以后,国家的区域发展战略体系进一步发展和完善,形成了宏观层面“4+6”(“一带一路”、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粤港澳大湾区、长三角一体化、黄河流域生态保护等)国家区域总体发展战略、区域发展动力源层面的城市群和都市圈战略,以共同富裕为导向的新型城镇化、乡村振兴和城乡融合发展的基础层面战略。这三个层面的资源要素空间配置战略是相互配合、相互支撑的。可以认为,经过数十年来的实践探索和认识深化,“中国特色的区域发展思想”的基本框架已经成型。

如果没有县域经济发展,没有县城和乡镇,城市群和都市圈不可能形成。城市群和都市圈中的核心城市与周边的县城及乡镇互相依存。通常情况下,县域经济发展得好,乡村振兴必然有成果,老百姓得到的实惠也多,所处的城市群和都市圈也会比较发达。浙江、福建、江苏和山东的一部分先进地区,都是县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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