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假装成为一个善谈而有趣的人

“如果你不是非常沮丧，你无法成为一个好的严肃记者”

张悦

    王家卫回忆自己过去的编剧生涯说，就好像被判了无期徒刑一样。南方周末的记者好像也是这样，而且面临着随时被加刑的危险。
    比如现在这个时候，我在中国的南海边上，穿着短袖，和七八本历史书一起躺在床上，把笔记本放在肚子上，给两篇上个月没写出来的稿码字。此前，我刚熬了个通宵，写出“南海一号”的稿子，编辑又突然打电话来，说年终特刊你再写一篇吧……
    事实上，我这时很沮丧，心里老想着前一天写的“南海一号”的稿子是如何地难尽人意。一开始我着迷于这条南宋沉船和它的王朝一样最终在同一片海域覆灭的命运，为他们陪葬的还有中国向“海上清道夫”般海权强国转型的惟一机会。打捞一艘沉船的选题能扩展出八百年前的历史文化半径，令人兴奋。结果因为这个年终特刊的关系突然提前一周截稿，等我从机场直奔打捞现场，采访加写作就只剩一天了，既没有时间观察这场中国式打捞，也没功夫编排好文章架构。其中半天时间在海上晕船，我得在吐和不吐之间做出选择，无论哪种选择都让我难受；稿子亦然，无论是发还是不发，都让人沮丧。
    我又想起去年这个时候我也是同样沮丧，那是因为克拉玛依12年的报道让我自己无法满意。
    我严重同意冯尼格特在《命运比死亡更糟》里的话：“如果你不是非常沮丧，你无法成为一个好的严肃记者。”好吧，我承认做了一点篡改，原文是说严肃小说家。
    不管怎么样，我确实长期浸淫于这种沮丧的感觉，不能自拔。克尔恺郭尔有一句名言：一种人是因为要做自己而痛苦；一种人是因为不要做自己而痛苦。
    我是两种痛苦都在经受。前一个自己是人的属性，这个先按下不表；后者则是职业身份的属性。就这一点来说，我不喜欢和人交流，我没有好奇心，我讨厌长得一样的三星级宾馆的标准间，它们让我一觉醒来不知道自己身在哪座城市，这些大概都是不职业的表现。我的痛苦还在于经常写不出我想要的东西而不愿交稿，每当编辑在周三下午的最后截稿时间把我的稿子夺去时，我总是很羞愧。
    那个老不正经的冯尼格特还曾经说过：我们是我们假装成为的人。我假装成为一个善谈的有趣的人，我终于成为了一个善谈而有趣的人，一个好记者。
    于是很多同事开始狐疑，这么一个好记者，一个有趣的人怎么会那么痛苦呢。他们显然没读过那个不正经的老家伙的书：幽默是一种远离残酷生活，从而保护自己的方法；但到最后，大家已经非常疲倦了，而现实是那样残酷，于是幽默再也不起作用了。我们再怎么努力，再怎么假装，都是没有用的。
    记者的职业让我看到了现实的残酷，想起我过去一年接触过的新闻人物：“钉子户”吴苹、湖北被辞退警察吴幼明、捍卫自家老屋的拆迁队长王海燕、把仕途和财富扔在黄河边荒滩上的王晓宁、凤凰桥的幸存者、中国最后的代课教师……我觉得自己是把他们的痛苦当作自己的痛苦，这是一个悲哀的事实：大多数采访对象的痛苦记者都解决不了，但记者至少能对这种痛苦感同身受，至少能用自己的力道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好而不是更坏。
    我还是一个能体味同行痛苦的人，比如说这次，我把上船到现场看打捞的名额让给了一个因为没有报名而火烧眉毛的同行，看着他把他的一寸照盖在我的身份证上做了一张假的身份证复印件。
    当然这可能造成严重的后果：从人的属性来讲，未来也许会有一个大腹便便的女人来到报社找一个叫张悦的人负责，我就莫名其妙地成了别人的爹了；从职业身份的属性来讲，我违反了报业竞争的丛林法则。当然，我也做得不地道过，在采访某州长因丑闻事件的坠落轨迹时，一个同行采访到外围的外围而扭捏得不好意思说的时候，我也就心安理得地不告诉他我其实早就同州长夫人和儿子聊了十几个小时了。饶是如此，我还是为记者生涯把我变成一个更高尚而不是相反的人沾沾自喜。“记者讲述”的主题据说是回顾过去一年采访中发生的故事，摊开中国地图，从我现在呆着的这座南海边上的小城阳江，用红色箭头攻打一年之中所有到过的省份，除了西南和东部少数几个地方，禹域大半江山都在我的版图之内，成功地为八百年前的末代南宋王朝收复了失地，想到这里，我开始觉得今年自己干得不赖。
    至于2008，我希望在痛苦之余，能找回自己写作的乐趣；我还希望报社提高待遇，至少把抑郁症和黑眼圈都纳入工伤。